1950年台灣爆發的吳石案震驚了整個國民黨高層，蔣介石親自下令大搜捕，幾乎所有涉案人員都被抓獲處決。
可直到1975年蔣介石臨終前，他仍在追問一個問題：那個拿走核心情報的人到底去了哪裡？誰能想到，這個讓特務機關找了25年的關鍵人物，竟然就藏在台北郊區三戶村，每天扛著鋤頭下地干活，村民們都叫他”傻老陳”。
一個黃埔軍校的高材生，是怎麼變成人人眼裡的傻農夫的？
1950年春天，台北的空氣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陳義坐在狹小的房間裡，手裡攥著吳石交給他的那卷文件，額頭上的汗珠一滴滴往下掉。
這份文件裡裝的是台灣所有重要軍事據點的分佈圖，港口軍艦的調動記錄，還有特務機關的聯絡方式。
吳石被捕前專門找到他，用幾乎懇求的語氣說：這些東西必須保住，一定要保住。
陳義那年27歲，黃埔軍校畢業才三年，原本前途無量。
他看著窗外一隊隊特務開著吉普車呼嘯而過，街上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憲兵，整個台北城都在抓人。
吳石案爆發後，蔣介石下了死命令，要把所有涉案人員連根拔起。
陳義知道自己的名字肯定在黑名單上，現在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他沒有選擇逃離台灣。
船隻碼頭全被封鎖，機場更是守得像鐵桶一樣。
陳義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不跑，就留在台灣，用最不可能的方式活下去。
他開始銷毀所有能證明身份的東西，畢業證書、軍官證、照片，統統燒成灰燼。
那天晚上他對著鏡子，用刀片在自己臉上劃了好幾道口子，又故意處理得很粗糙，讓傷口癒合後留下明顯的疤痕。
他剃光了頭髮，把自己曬得黝黑，練習著農民的口音和走路姿勢。
三戶村在台北郊區，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地為生。
1950年夏天，村里來了個逃荒的外地人，說話結巴，幹活賣力，但腦子好像不太靈光。
村民們看他可憐，就讓他在村口搭了個草棚住下，給他分了幾分地種。
這個人就是陳義，村里人叫他老陳。
老陳話少，見人就傻笑，問什麼都答不上來。
村里的孩子拿石頭扔他，他也不生氣，撿起石頭繼續傻笑。
有人跟他借工具，他二話不說就借，從來不記得要回來。
漸漸地，大家都覺得這人雖然傻，但心眼不壞，也就不把他當外人了。
陳義的地種得很怪。
別人家的莊稼都是整整齊齊一壟一壟，他的地里東一塊西一塊，玉米和高粱混著種，看起來亂糟糟的。
村民們笑話他不會種地，他也不辯解，只是憨憨地笑。
其實那些莊稼的佈局都是有講究的，玉米種三棵代表情報安全，高粱倒了一片代表有危險，這是他跟組織約定的聯絡方式。
頭三年最難熬。
陳義跟組織完全失去了聯繫，不知道自己的情報有沒有送出去，也不知道組織有沒有忘記他。
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躲在草棚裡，把那些軍事據點的位置、軍艦調動的時間，用米湯在破布上寫下來，等乾了就捲起來藏在瓦片下面。
他經常觀察村外的動靜，哪天來了陌生的汽車，哪個路口多了檢查站，都記在心裡。
1953年秋天，村里來了兩個穿中山裝的人，說是檢查戶口。
全村人都被叫到村口空地上，一個個盤問。
輪到老陳的時候，領頭的特務盯著他看了很久，問他從哪來，家裡還有什麼人，為什麼臉上有疤。
老陳低著頭，說話結結巴巴，說自己是從南部逃荒來的，家里人都死了，臉上的疤是小時候摔的。
特務不死心，突然大吼一聲，想看老陳的反應。
老陳嚇得直接癱在地上，褲子都濕了。
村長趕緊過來打圓場，說這人是個傻子，在村里住了三年，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記不住。
旁邊幾個村民也幫腔，說老陳平時連雞都不敢殺，怎麼可能是什麼間諜。
特務看老陳那副慫樣，加上村民都作證，最後罵了幾句就走了。
那次之後，陳義三天沒敢出門。
他知道自己賭對了，特務們想抓的是黃埔軍校的高材生，是有文化有膽識的軍官，不會把一個傻乎乎的農民跟那個名單上的陳義聯繫起來。
這場偽裝，他必須演一輩子。
類似的危險還有好幾次。
有一次村里修路，工程隊裡混進了便衣特務，專門觀察村民的舉動。
陳義照常下地，該干活干活，該傻笑傻笑，一點破綻都沒露。
特務們在村里蹲守了一個月，最後也只能空手而歸。
陳義雖然失聯，但從沒停止過收集情報。
他住的草棚離村口大路不遠，每天都有軍車經過，他能看到車上拉的是什麼裝備，往哪個方向開。
村里有個年輕人在附近的軍營當伙夫，偶爾會跟老陳閒聊，無意中說起營房換防的時間，連隊調動的情況。
老陳表面上傻笑著聽，心裡把每個細節都記下來。
他發現村東頭新建了一個據點，經常有特務進出。
他就裝作在附近撿柴火，觀察那些人的作息規律，車牌號碼，有多少人。
他把這些情報寫在紙上，用油紙包好，藏在村口那棵老槐樹的樹洞裡。
他不知道組織什麼時候能來取，但他相信總有一天會有人來。
1960年代，台灣的軍事部署有了大調整，港口增加了好幾艘軍艦，山區修建了新的防空設施。
陳義雖然人在農村，但通過觀察過往的軍車、聽村民的閒話、注意報紙上的蛛絲馬跡，他把這些變化都記錄下來。
有一次他發現連續三天都有運送建材的卡車往山里開，他就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摸到山腳，看到正在修建的工事，把位置和規模都記在心裡。
他最常用的藏情報的方法，是把紙條捲成細條，塞進泥巴里捏成小球，混在路邊的碎石堆裡。
外人看就是普通的泥塊，但組織的人知道怎麼找。
他還會把情報寫在破布上，縫進自己的破棉襖裡層。
這些方法土得掉渣，但在那個年代，往往最土的辦法最安全。
日子一年年過去，老陳的頭髮白了，腰也彎了，看起來就是個普通的老農民。
村里人早就忘了他是什麼時候來的，只知道有個叫老陳的傻子，種地不行，幹活賣力，人挺好相處。
有時候村里辦喜事，也會叫上他去吃席，他就坐在角落裡，安安靜靜地吃飯，偶爾還能幫忙搬搬桌椅。
陳義有時候也會想，自己這樣躲藏到底有沒有意義。
吳石早就犧牲了，當年的同志一個個都沒了音訊，台灣的白色恐怖一直沒停過。
他手裡的那些情報，還有人記得嗎，還有人會來取嗎。
每到深夜，他躺在草棚裡，聽著外面的蟲鳴，想起黃埔軍校的日子，想起那些並肩作戰的戰友，眼淚就會不自覺地流下來。
村里有個叫阿婆的老太太，對老陳特別好。
她經常給老陳送吃的，冬天還會給他一床舊棉被。
有一次阿婆生病，老陳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錢都拿出來，幫她買藥。
阿婆感動得不行，逢人就說老陳雖然傻，但心比誰都好。
正是這些村民的善意，讓陳義在最艱難的歲月裡，感受到了人性的溫暖，也讓他的偽裝更加完美。
1970年代初，陳義已經在三戶村住了二十多年。
他真的種起了地，養起了雞，跟村民的關係也越來越熟。
他有時候會想，如果就這樣平平淡淡過一輩子，其實也挺好。
但每次看到那些藏在樹洞裡、瓦片下的情報，他就會提醒自己，不能忘記使命，不能忘記自己是誰。
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台灣。
陳義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正在地裡拔草，他停下手裡的活，望著遠處的山，眼睛濕潤了。
這個追了他25年的人，這個讓無數同志犧牲的人，終於走了。
據說蔣介石臨終前還在問，吳石案還有沒有漏網之魚，那個陳義到底在哪裡。
兩個月後的一個傍晚，村口來了個陌生人，說是來收購農產品的。
他在村里轉了一圈，最後來到老陳的地裡，蹲下來看那些莊稼，好像隨口問了句：這玉米種了幾年了。
老陳愣了一下，說：二十五年了。
那人點點頭，說：該收了。
當天夜裡，陳義收拾了簡單的行李，把藏在各處的情報都取出來，包好。
他最後看了一眼住了25年的草棚，看了一眼那片種了25年的地，轉身跟那個陌生人走了。
村民們第二天發現老陳不見了，都很奇怪，有人說可能是回老家了，也有人說可能是出意外了。
誰也沒想到，那個傻乎乎的老陳，其實是個在台灣潛伏了25年的情報人員。
陳義回到大陸的時候，已經52歲了。
他把那些保存了25年的情報交給組織，裡面有台灣軍事部署的變化，有特務機關的分佈，有港口軍艦的調動記錄。
這些情報跨越了四分之一個世紀，記錄了台灣防務的完整變遷，價值無法估量。
陳義的故事在很長時間裡都不為人知。
他回到大陸後，沒有居功，沒有宣揚，而是選擇了繼續平凡地生活。
那25年的潛伏，25年的偽裝，25年的孤獨，他從不跟人提起。
他說自己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那些犧牲的同志才是真正的英雄。
吳石案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情報案，蔣介石動用了所有力量追查，幾乎所有涉案人員都被抓獲。
吳石、陳寶倉等人被處決，無數同志犧牲。
蔣介石一直知道還有一個關鍵人物在外面，手裡拿著核心情報，但特務機關找了25年，翻遍了台灣的每個角落，就是找不到。
他們怎麼也想不到，那個人就在台北郊區，每天扛著鋤頭下地，裝了25年的傻子。
陳義的偽裝成功，靠的不僅是演技，更是對人性的把握。
他知道特務在找什麼樣的人，所以就變成完全相反的樣子。
他知道農村人重感情，所以用真誠贏得村民的信任。
他把自己變成了最不起眼的那個人，變成了最不可能被懷疑的那個人。
這需要極大的勇氣，也需要堅定的信念。
那些藏在樹洞裡、瓦片下、泥球裡的情報，記錄的不僅是軍事情報，更是一個人的堅守。
陳義在完全失聯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了25年，這份堅持，靠的是對信仰的忠誠，對使命的執著。
他不知道組織會不會來，不知道自己的付出有沒有意義，但他從沒想過放棄。
陳義的故事讓人明白，真正的英雄不一定要驚天動地，有時候就藏在最平凡的角落。
他用25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保護了核心情報，也保護了無數同志的安全。
那個在田間地頭傻笑的老農夫，其實比任何人都清醒，都勇敢。
歷史不會忘記這樣的人，不會忘記那些在隱蔽戰線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