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楊餘傅”事件發生後，黃上將頂替楊成武成為了總參謀長。
新官上任，往往會提拔一些自己熟悉的人來做幫手，黃上將之前長期在廣州軍區任職，所以陸續讓一些原廣州軍區的干部進入總參。
1969年，黃上將力荐閻仲川擔任副總參謀長，讓很多人非常詫異。
因為閻仲川是1960年才被評為大校，副總長是大軍區正職，在眾多開國將軍還在世的背景下，讓大校成為大軍區正職，這相當罕見。
那麼，閻仲川是一個怎樣的人？為何能得到黃上將如此器重？最終他的結局又如何呢？
閻仲川1922年出生於河北定興，1938年參加冀中軍區徐淶軍分區抗日游擊隊，整個抗戰時期，他都是跟著呂正操走的。
他參加革命時呂正操就是冀中軍區司令員，後來為粉碎國民黨“反共高潮”，呂正操帶了6個團前去支援晉綏軍區，閻仲川也在其中。
閻仲川參謀工作做得不錯，擔任過冀中軍區司令部1科參謀、晉綏軍區作戰參謀，跟呂正操也是有直接接觸的。
然而解放戰爭爆發後，呂正操卻不想閻仲川再跟著自己了。
當時呂正操擔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兼西滿軍區司令員，閻仲川也從晉綏軍區調到東北，可還沒等閻仲川找過去，呂正操就託人帶來一張紙條，大意是“你別跟著過來”。
呂正操也解釋了原因，並非閻仲川能力不行，只是已有人說閒話，傳出“呂司令回東北要拉山頭，閻仲川就是他山頭的人”這類的風言風語。出於避嫌，還是分開為好。
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林總看到這種情況，就將閻仲川留在司令部，擔任一科參謀。後來閻仲川回憶起就調侃似地說過：我是擺脫了一個小山頭，卻又融入了“四野”這個更大的山頭。
在東北時期，閻仲川很得林總信任，這是他用實際表現換來的。
四平之戰後，東北民主聯軍損失慘重，只能一路北撤。當時司令部作戰科副科長王繼芳因對革命喪失信心及被美色引誘，突然叛變，將東北民主聯軍的軍用電台密碼洩露給國民黨。
此舉讓我軍好幾次被打得措手不及，也讓林總對一些幹部持懷疑態度。
後來在靠山屯戰鬥期間，林總讓閻仲川去一線調查總結。本來約定好了一個任務時間，閻仲川卻遲遲沒有回來，林總想到他也很熟悉全軍的部署，是不是也效仿了王繼芳？
這個念頭一產生，就讓林總疑神疑鬼坐立不安。一旁的情報處處長蘇靜看出林總的想法，就勸道：林總放寬心，閻仲川一定會回來的。
林總問了一句：你能肯定嗎？蘇靜重重點頭。沒多久，閻仲川果然回到司令部，原來是路上遇到突發敵情才耽擱了。經此一事，林總就覺得閻仲川是個可靠的年輕人。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閻仲川跟隨林總南征北戰，歷任作戰科副科長、中南軍區司令部一科科長、作戰處副處長等職，直到1950年林總調到北京才分開。
林總走後，中南軍區大部分還是原四野的人，其中地位很高的黃上將也非常欣賞閻仲川。
1955年中南軍區主體改為廣州軍區，閻仲川擔任作戰處處長，後來還擔任了軍區副參謀長兼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部長、軍區參謀長等職。
在這十來年中，他的首長都是黃上將，兩人工作和生活上，都相處愉快。因此1969年黃上將調任總參謀長後，才會舉薦閻仲川當副總長。
其實閻仲川對於那些過分的事涉及得併不深，他在廣州還兼過革委會副主任，處理地方工作也有一手。
所以剛剛到北京時，週總理曾表達過欣賞，準備讓他去國務院擔任副總理，結果閻仲川以不熟悉行政工作為由拒絕了。
事後他回想，才知道這是總理準備拉一把，可惜機會被自己錯過了。
閻仲川到總參後，發現身邊大多是資歷比自己深的將領，所以他很自覺地選擇用自我封閉的辦法來處理公務，即不主動拜訪老首長，盡可能不與人接觸，哪怕是黃上將相邀看電影，他都予以拒絕。
如此一來，他就可以對任何事都做到公事公辦，同時也避免被人說緊靠哪個山頭。這是個很好的應對辦法，可1969年下達疏散令時閻仲川卻犯了一個錯誤。
這一年珍寶島戰役後，中蘇兩國關係非常緊張，隨時都有大打的可能，基於此背景，中央成立了一個前進指揮部。
10月18日，閻仲川到前進指揮部開會，黃上將傳達了林總的指令，準備讓在京的大批老幹部疏散到地方。
閻仲川立即走進作戰室，起草了該文件，並交給值班參謀特急發出。當時，值班參謀問了一句：“要按什麼文號順序編髮?”
考慮到這是“前指”成立後的第一份文件，閻仲川就說：“從一號編起,叫’一號令’吧！”落款的時間是1969年10月18日晚21時30分。
這份文件被保留了下來，據汪東興回憶錄中所述，毛主席看到後很不高興，劃了根火柴就準備燒掉，汪東興在旁表示按照規定這些文件要存檔，主席才作罷。
不久後周總理找到閻仲川責問，為什麼要這樣命名。閻仲川解釋只是按照順序，並無其他含義，事情才告一段落。
可1971年那架飛機墜毀，“一號令”的事又無可避免地被翻出來，閻仲川這時本來還在越南考察，突然接到命令回國。
下了飛機後，他被引導到貴賓室，一進門看到週總理，閻仲川內心就咯噔了一下。果然，週總理當場宣布：
閻仲川同志，中央已決定讓黃離職反省，你是黃的得力助手，要好好揭發他的問題。
一旁的葉帥接話道：你還年輕，工作能力又強，好好揭發交待，還會有前途的。
此後閻仲川就處於長期被隔離審查的狀態中，總理對他還是很掛記的，1973年曾指示過：總參黨委可以研究一下，過去是不是把閻仲川的問題看得太重了？
可惜，隨著張春橋進入總參，此事又被耽誤了下來。後來閻仲川的牙痛非常嚴重，他的家人寫信給北京軍區司令員傅崇碧求助。
閻仲川曾救過傅的命，所以傅也知恩圖報，在請示過週總理後，把閻仲川接到北京軍區醫院治療，日子總算好過了一些。
不過閻仲川真正被解除監禁，那還是到了1979年4月，且他的歷史問題也長期沒下結論。
直到1982年，時任副總長的張才千宣布審查結果：閻仲川犯有錯誤，由大軍區正職降到大軍區副職離休。至於“一號令”的事，隻字未提。
晚年的閻仲川主要就撰寫一些四野的軍史資料，因為有大軍區副職的待遇，日子過得也還算可以。
2002年，閻仲川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