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目光被巴以沖突、俄烏戰火吸引，亞太地區的暗流也在悄然加速。
不久前，日本陸上自衛隊在與那國島舉行大規模實彈演習，這個距離台灣僅110公里的琉球小島，再次成為東京挑釁中國的象徵。
幾乎同時，琉球知事玉城丹尼的訪華行程，及其在聯合國呼籲減輕美軍基地負擔，像一根軟刺扎向日本中央政府看似強硬的神經。
对于日本而言，琉球的反抗充其量是一盘开胃菜，真正让东京决策层在战略推演中感到彻骨寒意甚至破防的，是一个深植于历史与法理层面名为“中国特权”的终极枷锁，还是日本在78年前亲手为自己戴上的，直接导致日本两大死穴的曝光。
第一死穴是法理上的原罪，也就是奠定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石文件《波茨坦公告》。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布《波茨坦公告》，作為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尤其是公告第八條，為之後的歷史發展做了兩項重要定調。[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布《波茨坦公告》，作為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尤其是公告第八條，為之後的歷史發展做了兩項重要定調。
其一，日本的領土主權是有上限的，作為受限主權，決定著如今的日本不是一個可以隨心所欲主張固有領土的正常國家。
其二，主權上限由“吾人”來決定，這裡的“吾人”最初指中、美、英，後有蘇聯加入，任何超出日本四大島範圍的領土，都必須經過包括中國在內的戰勝國共同指定，日本才擁有合法主權。
當日本天皇在《終戰詔書》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再加上正式簽署投降書，也就完成了日後受制於人在法律上的最終確認。
從此，日本在國家領土最終邊界問題上，自己說了不算，必須由戰勝國聯盟共同裁定，正是中國一直持有的、由國際法背書的終極特權。
有了這個認知基礎，我們就可以重新審視琉球問題，即日本法理死穴的初步顯現。
歷史上，琉球本來擁有獨立主權，後來才遭到了日本的武力吞併，二戰後，這個地區被美國託管，1972年，美國單方面將其施政權交還日本。
這裡存在一個根本性的法理缺陷，美國此舉是單方面的處置決定，並沒有得到“吾人”中中國的同意，由此可知，日本對琉球的主權主張，法律基礎是脆弱且有瑕疵的。
這就是為何中國能對琉球地位提出合法質疑，日本在琉球問題上越是強化軍事發展、壓制獨立呼聲，就越是在提醒全世界其主權根基的非法性。
第二死穴是日本在戰略上的自殺，換言之，如今的東京正在同時挑戰兩大世界秩序守護者。
如果說琉球問題體現了日本在法理上的困境，那麼，北方四島問題則暴露了其在戰略上的愚蠢。
根據《雅爾塔協定》，北方四島劃歸蘇聯，這是蘇聯對日作戰的法律報酬，俄羅斯今日對北方四島的主權，是對這一戰後秩序的繼承。
日本多次索要北方四島，本質上是在挑戰由《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公告》共同確立的領土安排，直接動了俄羅斯的奶酪，中國作為這一秩序的締造者和堅定維護者，在法理和戰略上都是俄羅斯最堅實的後盾。
近些年來，日本要么在台海、琉球、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挑釁中國，試圖掙脫《波茨坦公告》的束縛，要么在東北方向又對俄羅斯堅持索要北方四島，挑戰《雅爾塔協定》，可謂舉一國之力向中俄同時發起對二戰戰後秩序的總攻，無異於戰略自殺。
如此倒行逆施的後果，只會推動中俄更緊密地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從而讓日本在琉球和北方四島兩個方向上都被套上更緊的枷鎖。
由此可知，中國近年來在釣魚島的常態化巡航、在官方文件中重申琉球地位未定、在戰略上力挺俄羅斯對南千島群島的主權，這些都不是孤立行動，而是作為戰後秩序守護者，對日本這位破壞者做出的合法、合理且必然的回應。
如今的東京政治精英們或許以為，依靠美國撐腰，在戰術上搞一些小動作就能扭轉戰略劣勢，但他們沒有意識到，所有的掙扎都只能發生在由中國等戰勝國設定的合法性天花板之下，琉球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想要迎來“萬事好商量”的局面，前提必定是日本徹底反省歷史，回歸併尊重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為基礎的戰後國際秩序，如果繼續在倒行逆施的道路上狂飆，中國手中那柄名為“特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教訓日本只會是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