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地區華人佔比較高的兩個國家，可兩國華人的身份處境與文化傳承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境況。
華人佔馬來西亞人口的23%，是僅次於馬來人的第二大族群。但馬來西亞長期推行“馬來人至上”政策，華人在政治、教育與社會資源分配中長期處於劣勢，甚至被邊緣化為“二等公民”。
▲馬來西亞民族構成
面對巨大的壓力，馬來西亞華人在中文的傳承上表現突出，堪稱海外華人世界的典範，他們不僅擁有獨立而完整的中文教育體系，更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中文。
馬來西亞華人學生閱讀魯迅、背誦唐詩宋詞、唱中文流行歌曲、活躍於小紅書等中文社交平台，讓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始終保持族群文化活力。
▲馬來西亞華人獨立中學
頗具反差的是，新加坡作為全球除中國以外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國家（佔人口70%以上），新加坡華人的中文水平卻不升反降，中文應用限定在日常用語，深層次的表達甚至要用英文輔助。
隨著新加坡的中文學校被取消，不少華人家庭英語已取代中文成為主要溝通語言，中文在華人主導的新加坡正日益邊緣化。
為何在華人佔多數的新加坡，中文走向式微？而同樣面對製度性排擠的馬來西亞，當地華人卻能熟練使用中文並成功延續中文的生命力？
▲新加坡從幼兒起就開始全英語教學
1.海外中餐
19世紀，西方列強加速向東南亞殖民擴張，來自閩粵等省的華人移民在下南洋大潮中，進入新加坡、馬來半島內陸定居。
20世紀初，英國從印度引入泰米爾人到東南亞殖民地的種植園工作，新馬形成馬來人、華人、泰米爾人為主的多元社會。
▲20世紀初的東南亞
英國在殖民地行政和教育系統中推行英語，同時允許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等母語教學的存在。
新加坡由於華人佔比大，20世紀初就出現了崇正、廣肇、端蒙等中文學堂。 1919年南洋華僑中學的建立，成為新加坡華文中學的發端。
▲新加坡華人比重變化
1920年代後，新加坡華校逐漸採取中文“國語”教學。這些華校成為新加坡華人重要的教育陣地。另有少量華人精英進入殖民者創辦的英語學校就讀。
二戰後，英國開始為撤離東南亞做準備。 1948年，馬來半島各邦組建馬來亞聯合邦（英國保護國）。新加坡因軍事、經濟價值重要，轉成英國直屬殖民地。
▲華人規模直追馬來人
新加坡的中文教育不斷完善，1955年華人在新加坡集資創辦南洋大學，被譽為“東南亞華人最高學府”，該校是仿美國學制的私立華文大學，更是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學，旨在滿足東南亞地區華文中學畢業生繼續深造的需求。
馬來亞因華人並非第一大民族，其教育權利受到馬來人地擠壓。馬來人認為自己是土著民族，應在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享受比華人、印度（泰米爾）人這些“外來人”更多的權利，但華人和印度人人數眾多且經濟佔優。
▲馬來人
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正式獨立。該國人口628萬（華人39%、馬來人49%）。為強化馬來語地位。馬來亞在《1957年教育法令》中確立馬來語的國語和唯一官方語言地位，同時允許華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在一定範圍內使用。
馬來人懼怕華人和印度裔勢力的增長，馬政府逐步削減華印族的語言學校補助，意圖讓華校改制為馬來文學校。
▲馬來人蘇丹們輪流擔任國家元首，掌握了更多政治資源
華人為防止被同化，馬華公會、華校董事聯合會（董總）、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聯合起來反擊馬來人。
在教育界實力不強的馬來人被迫妥協，在《1961年教育法令》中，馬政府承認華文的教學語言地位，暫時放棄此前用英語、馬來語取代華文教育的企圖。
馬來亞華文教育形成“華文小學-華文中學-國立大學中文系”的完整體系，但華人遭到馬來人的報復，教總主席林連玉被剝奪馬來亞公民權，其編寫的華文教材被列為違禁書籍。
▲林連玉
馬來亞獨立後，新加坡的獨立進程也被提上日程。 1959年，新加坡成為英國控制下的自治邦，時任新加坡首任總理的李光耀在法令中確定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
1963年，新加坡、砂拉越、沙巴三地與馬來亞組成馬來西亞聯邦。華人以44%的佔比成為該國第二大族群，僅比馬來人少3%。
▲馬來西亞成立
為削弱華人力量，馬來西亞在1965年將新加坡逐出聯邦，大馬華人佔比從44%下跌至36%（現在為22%）。此後，馬來人幾乎獨占了馬國公務、軍隊、公立教育系統（華文學校除外）。
▲李光耀評論馬來人
二、失去母語的人
新加坡位於國際重要航道馬六甲海峽一側，殖民時期建設了完備的港口等基礎設施，便於發展對外貿易。
在此基礎上，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認為，新加坡要加速發展成全球重要轉口貿易港和金融中心，這樣才能保證國家存續和民生福祉。
▲新加坡地理位置重要
當時新加坡族群多，即便佔總人口70%以上的華人，母語也多為粵語、潮汕話、閩南語、客家話，溝通存在一定障礙。
▲新加坡族群構成複雜
英語曾長期作為新加坡官方用語，選擇英語而非華語作為共同語，不會受任何族群的排斥，避免了華人主導的印象，有利於各族群團結。
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泰國、印尼等國均有排華情緒。作為除中國外全球唯一的華人占主體的國家，新加坡擔心自己被周邊國家看作“小中國”。希望通過全社會推廣英語標榜自己與西方的緊密聯繫，避免陷入冷戰的地緣漩渦。
▲華人僅佔印尼人口3.5%
1966年，新加坡開始實行雙語教育，即各族群兒童同時學習英語和本族母語。英語作為工作語言，成為各族群溝通的中立語言。
▲60年代的新加坡
此舉深遠影響了日後新加坡社會發展，英語使用範圍從新加坡精英階層擴展到中下層人口；由公開領域滲入私人領域。
在新加坡政府設計的社會發展模式下，不掌握英語就很難取得較好的個人發展，中文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地位不斷被英語擠占。
▲英語貫穿新加坡人的一生
諸如南安學校等知名新加坡華校因大量英校的出現而凋零，就連中文大學也無法擺脫消亡的命運。
隨著政府推動英語教育，到1975年，時任新加坡教育部長的李昭銘兼任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的校長。李昭銘推動南洋大學從私立改為政府資助乃至由政府監控、依英國學製而建設的英文大學。
李昭銘就任當年，除中國語文學科外，南洋大學其他全部學科的教學用語從中英雙語改為單用英語，新加坡的大學中文教育日漸萎縮。
▲南洋大學舊址
在華人為主的新加坡，中文教育自此式微，而在華人淪為二等公民的馬來西亞，中文傳承是另一番模樣。新加坡被迫獨立加劇了馬來西亞華人的危機感，大馬華人期待通過投票來爭取政治和文教權利，馬來人則擔心因經濟實力較弱喪失政治優勢。
1969年，馬來西亞爆發歷史上最嚴重的族群衝突——5.13事件。事件造成上千人傷亡，絕大多數為華人。衝突後，馬來人強硬派上台，在各領域強硬推行“馬來人至上”。
▲513事件
馬來西亞語言政策發生明顯轉變，馬政府通過《國家語言政策》，要求在行政、教育和公共領域確立馬來語優勢地位，還將所有英語小學改為馬來語學校，馬來語成為馬來西亞唯一教學用語。
其他族群語言教學只被允許在私立學校中開設，這些學校如果想得到政府津貼，就必須改制為馬來語的國民學校。大量華文中學難以為繼，紛紛接受改制。
▲馬來人要求特權
此外，馬來西亞大學的中文系規模被壓縮，1965年，馬來西亞大學中有65%的導師為華人，到1975年下降至32%。
馬來西亞的國立大學不再承認華文中學頒發的畢業證，致使華文中學生源減少。原有的“華小-華中-大學中文系”教育體系僅余華小在苦苦支撐，華人面臨華小畢業就要入讀馬來語中學的困境。
▲馬來西亞華人（紅色）、馬來人（綠色）分佈
1971年，馬來西亞出台《大學及大專學院法令》，禁止開設採用非馬來語教學的私立高校。同年，公立大學開始依據族群人口比例錄取學生（“固打製”），超過70%的大學學位和獎學金定向分配給馬來人。
為保住中華文化傳承，華人的教總、董總等華文教育組織再度發起反擊。
▲馬來人霸占教育資源
1972年，霹靂州的9家華文學校負責人聯合起來，募捐100萬美元在馬來文主導的公立高中外，成立華文獨立高中（獨中）。
董教總聯合組建了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三所獨立華文大學（獨大、三院），藉此形成了“華小-獨中-三院”的新華文教育體系。
▲韓江學院
馬來語的國民中學由政府全額撥款，學費近乎全免，校服、活動等零散費用全年約180-510元人民幣。華文獨中得不到政府資金支持，全年費用3400-13700元人民幣，平均是馬來文國民中學的20多倍。但華校教育質量高，且符合華人文化傳承需要，超過80%的華人將子女送到華文獨中接受教育。
獨中畢業證不被馬來西亞的大學承認，但憑藉優秀的教育質量，大馬華人可以前往歐美、中國台灣、香港等承認馬來西亞華文獨中文憑的地區上大學。
▲海外名校承認馬來西亞獨中文憑
此外，馬來西亞華人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同鄉會、各類商會、《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等華文媒體都是維繫華語日常使用的平台。
在華人社團、中文教育和中文媒體“三大支柱”支撐下，中文等中華文化在馬來西亞強勢延續。
▲《星洲日報》
反觀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獨立時的中文教育體係比馬來西亞還要完善，其社會卻在獨立後因推行英語教育而快速英語化了。
東南亞華人中文教育的最高學府——南洋大學在1980年徹底關閉，其各學科師資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英文教學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全英文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徽
南洋大學校區則讓給了另一所英文大學——南洋理工大學，自此新加坡不再有任何一所專門的中文大學，中文教育的廣度和深度大幅壓縮。
到80年代中期，經過二十餘年雙語教育，新生代新加坡人完全是在英語教育中成長起來，他們對英語的態度從被動接納變為主動使用，英語影響已滲透到普通家庭這樣的社會肌理，中文在新加坡的根脈被連根拔起。
▲英語助推新加坡經濟騰飛
三、積重難返
1985年，為中文教育奔走一生的馬來西亞前教總主席林連玉去世，他的忌辰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教節”。
1987年，全馬數千個華團在吉隆坡天后宮集會，抗議馬政府委派不諳中文的教師到華校擔任高職。但馬政府不採納華人請求，反而開展“茅草行動”搜捕鎮壓華人。
▲林連玉去世
華人為爭取文化權利與馬來西亞政府積極抗爭，可就在同一年，新加坡卻推行新的教育改革，給當地中文傳承帶來沉重一擊。
1987年，新加坡取消對小學入學新生實施馬來語、華語、泰米爾語授課的過渡性做法，全面實施英語授課，這一決定標誌著英語在新加坡教育體系中的絕對主導地位正式確立。
▲90年代全英語教學的新加坡小學
1959年時，新加坡人口160萬，當年新加坡華校小一級新生有2.8萬人。教育改革後，新加坡將中文限定為“第二語文”，每天課時僅1小時，數理化等科目均以英語授課。
文言文、中文文學名著、傳統中華文化思想被全部被踢出了新加坡中文基礎教育，唯有專門選修高階中文的學生才會接觸到這些內容。
▲新加坡四年級中文教材仍停留在基礎對話階段
到1989年，新加坡人口接近300萬，同年華校小一級新生已不足200人，華校在90年代逐步消亡。中文教育地位邊緣化讓新加坡人缺乏學習中文的動力，新加坡華人中文水平與馬來西亞華人差距逐步拉大。
新加坡年輕華人因英語主導教育，其思考方式、邏輯表達乃至價值觀構建多以英語為中介。他們在社交、求職、戀愛乃至內心獨白中都慣用英文，即使對話對像是華人，也多以英文完成。
▲新加坡華人變成英語家庭
他們大多只活躍在lnstagram、Reddit、Facebook等英文社交媒體，而馬來西亞年輕華人不僅登陸英文社交媒體，還更多出現在小紅書這類中文平台。
21世紀的新加坡華人中文能力停留在“聽得懂、簡單說”的淺層，缺乏系統閱讀和寫作訓練，僅限於日常交流的中文有時也需要英文輔助才能聽明白，遑論用中文思考與復雜的表達。
▲新加坡英文播報新聞
據新加坡2024年統計數據，超過70%的新加坡華人家庭以英語為主要家用語言，85%的華人職場人士日常工作中使用英語。 30歲以下新加坡華人中，僅9%會主動關注中文新聞。
就連“講華語運動”這類新加坡政府組織的大型活動，主辦方都能將“聽說讀寫”中的“讀”錯寫為“瀆”，折射出新加坡社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中文空心化現象。
▲國家級活動的錯別字
在新加坡社會，中文已然退化為一種“儀式性語言”或“節日語言”，僅在春節、中秋等傳統節日象徵性出現。
▲新加坡春節注入大量英語元素
相較之下，馬來西亞中文教育在日趨完善，截至2023年，馬來西亞共有華文小學1300多所，華文獨立中學60所，以及三所中文大專院校，超過80%的華人家庭將子女送入中文學校。
馬來西亞的華文獨中生不僅可用中文撰寫論文、閱讀中國現代文學，還能自如地參與中文網絡討論，關注中國影視綜藝，與中國同齡人無障礙交流，其語言文化貼近程度，有時甚至高於海外第一代華人移民。
▲馬來西亞華人課本保留了散文、詩歌等中華傳統文化內容
正如一位馬來西亞獨中校長所言:”我們教出的學生可以和中國大學生一起上課、一起辯論、一起追劇流淚。而他們的新加坡同齡人或許只能點點頭說’你好’，這才是中文傳承最核心的差距”。
▲馬來西亞華文獨中來華交流學習
回望新馬兩國獨立後，兩地華人中文水平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就產生如此巨大的差異，此種結果不免讓人唏噓。總結來看，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首先是新馬兩國的族群地位的“悖論”。馬來西亞華人作為面臨同化壓力的少數族群，將中文視為維繫身份、抵禦歧視的文化堡壘，因而產生了強大的傳承內生動力。
▲馬來西亞華文小學
新加坡華人作為主體民族，缺乏這種文化危機感，在國家政策引導下，更傾向於擁抱實用的英語而放棄了曾經擁有的成熟中文教育體系，最終蛻化為長著華人面孔的英語社會。
其次是教育體系的“自立”與“依附”。馬來西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堅持與政府不公正的語言政策對抗，依靠民間力量建立了獨立於國家體系之外的中文教育體系。
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則以“附屬品”的地位被納入國家統一的英語教育框架，從教學語言到評價標準均被削弱，最終從課堂到社會，中文在新加坡都難逃邊緣化命運。
▲新加坡英文指示牌
第三便是國家戰略的選擇。新加坡的國家生存戰略是成為全球節點，英語是通往世界的橋樑，中文更多是經濟上的工具。馬來西亞的國家戰略是構建馬來民族國家，華人作為被打壓的第二大族群，中文是華人群體“民族文化標籤”，更是身份認同的核心。
如此一來，馬來西亞華人依然熟練掌握著祖先的語言，新加坡的選擇則如一位當地學者所言：“我們得到了一座通往世界的橋樑，卻差點失去了自己的根。”
▲已然英語化的新加坡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