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圈|這個22歲男演員,靠什麼馴服打架逃課的“問題少年”?


一群“問題學生”演了一部話劇。但他們沒有成為明星,而是迅速地回到原本的生活中。有人照例不愛學習,愛抽菸、喝酒,有人依然打架,容易激動、討厭虛假,抄起板磚掄向他人。有人為繼續讀書或者打工發愁。但那場夢一定留下了什麼。一群在體系內長期不被認可的孩子,終於做成了一件事。他們開始有所反思,開始打算為自己負責,哪怕只邁出了一小步。


文 | 展展

編輯 | 杜藤

出品 | 貴圈·騰訊新聞立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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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少年”有一些人們通常認為的“問題行為”,比如抽菸、喝酒、打架。他們平均年齡15歲,初三,但因成天在太陽底下抽菸、喝酒、打架,面板晒得黑中帶赤,看上去很成熟。

他們來自同一個班級,“精英班”——這純屬戲稱,它收納了這所學校中公認最難搞的孩子。名字是支教機構老師田宗陽取的。他本想叫它“特訓班”——“他們屬於特別被挑選出來訓練的人”。後來改叫“精英班”,出於一種並不罕見的心理:這樣大概會“讓他們覺得這件事情牛逼。”

他們長在同一片土地上——虎什哈,一個很少有人聽過的地方,位於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

虎什哈火車站(展展攝)

2021年7月,我第一次來到虎什哈。要先打電話給一個私人號碼,在若干個上車地點中挑選一個,然後一輛中巴車把我帶走,在虎什哈鎮的加油站下車。

一個月前,我在阿那亞戲劇節遇見他們。他們正在演一出話劇——臺詞裡充滿了疑問句。這部問題少年的問題話劇,在充滿精緻中產審美的阿那亞顯得格外不同。我想來這裡看看。

那時正值盛夏,成片成片的玉米杆拔節生長,很快就會比人高。虎什哈海拔不高,但空氣透亮,給人離天很近的感覺。每天上午豔陽高照,下午,雲層匯聚,雨就痛快落下,像少年們的熱烈情緒,沒有積怨和綿長哀愁。等到夜晚,天空轉晴,一整片星雲又慷慨地覆蓋在鎮子上方。

少年們的父母,有人在鎮上的饅頭廠上班,有人在縣裡當保姆,有人在北京打工,有人承包工程,有人開超市——開超市家的孩子叫紀劍鋒,壯實、大高個,穿鞋1米88,濃眉大眼。整個暑假,紀劍鋒都在太陽底下瘋玩,有時穿過密密的雜草叢到防空洞去,有時在雨後漲水的溪流邊釣魚,腮幫子晒出兩團紅霞。老師們都說,任何集體中,紀劍鋒都是最調皮的那個,沒有之一。

但你無法再用原生家庭那套理論解釋他們。他們與父母關係不錯。紀劍鋒抽菸、喝酒、打架,但有倆基本原則,一來絕不從自家超市順東西,二來隨身攜帶牙膏、牙刷、口香糖,回家前,先把嘴裡的味兒去幹淨。他崇拜父親,父親啥都會,啥壞了都能自己修,懂得愛惜,車子保養得好,一點劃痕都沒有。雖說現在年紀大了,頭髮少了點,但還是又帥又幹淨。

“他們的家庭環境不足以讓他們反社會。”田宗陽這樣跟我說。

但他們還是要抽菸、喝酒、打架。因為生活“沒意思”。蔣寶橋愛說“沒意思”。他有一對小眼睛,頭髮剪得齊整,一張似笑非笑的臉,得外號“北野橋”。在他看來,學習沒意思,學校沒意思,在家待著沒意思,短視訊刷多了也沒意思。“特沒意思,啥都沒意思。”

他原本在縣上讀書,成績不錯。因為“想玩兒”,回到鎮上,進了“精英班”。

周小馬是主動申請加入“精英班”的。他有一張冷靜的臉,帶著從容不迫的神態,偶爾皺眉,很少表情,不驚愕,不客氣,話少,老用一雙眼睛冷冷地盯著你。原本,他沒被選去“精英班”,但“精英班”的同學他全認識。下了課,他叫上他們一起到校長室去。他跟校長說,我想去“精英班”。校長不許。他就自作主張把東西全搬過去。校長命令他回去,他不肯,就留那兒了。

“精英班”有一間單獨的教室。教室裡堆滿了垃圾,地板黏乎乎的,覆蓋著灰塵、不小心灑脫的水、隨手丟掉的零食碎屑,早已看不清原本的顏色。在這個班級裡,7名老師圍著10個孩子,教他們磨豆腐、剪紙、種菜、練體育……起初,那些從名牌大學來的年輕人都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耐心。

但很快,他們就會意識到,孩子們是管不住的——他們會配合你,但絕不投入。你得催,催到他們發覺你快發火了,再不情不願地動兩下。

支教老師白洪瑜2019年12月來到虎什哈。他身上有種意氣風發的學生幹部氣質。過去,他在北京創業,做機器人開發和培訓,帶著團隊參加過大大小小的賽事,事情越做越具體,但“意義越來越小”。他來到虎什哈,相信自己可以在此地大展拳腳。

放學後,虎什哈的孩子們到塞北學堂做作業,常常遇到全國各地來支教的年輕人(展展攝)

2020年9月,“精英班”誕生,白洪瑜負責數學、物理、化學三門課。他很快發現,自己的耐心正在被一點點消磨。孩子們的日常活動是四處閒逛。在學校逛,在鎮上逛,騎個摩托車四處跑,“像社會人一樣。”

搞衛生靠猜拳,上課打撲克、說話、紋身——把中性筆的墨水擠到紙上,拿根小針,燒巴燒巴,沾點墨水,在身上刺出喜歡的女孩的名字。

他們買酒喝。啤酒論箱買,白酒幾瓶幾瓶買,倒在礦泉水瓶裡,躲在教學樓底下喝。打架是家常便飯,一週能打五六場。周小馬不主動挑事兒,但只要兄弟一句話,他立刻過來幫忙。打架這件事,“有一點江湖義氣,還有一點好玩”。他跟我說,他們有時徒手上,有時使工具,鐵棍子、墩布把子。也有人拿刀比畫,但不真正使用它。

打架很累的。打一分鐘就該歇了,打三分鐘算厲害的。因此最好以氣勢取勝,要達到“站那兒,他們就怕了”的效果。學校裡,人人懼怕“精英班”,因為這個班上,每個人都很會打。

總之,沒人聽課。開學頭兩週,支教老師鄭樹興還想幫孩子們備戰中考。他在臺上講課,底下10個孩子分為3個陣營,一撥趴在桌上睡覺,兩人聽他講課,還有一撥圍在一起打牌。

他試圖提醒,平靜地說:“你們安靜一點,還有兩個同學在聽我上課。”

教室安靜下來。沒過兩分鐘,打牌的那撥又開始鬧了。鄭樹興沒控制住,大喊:“你們給我滾出去!我再也不想看見你們了!”下了課,帶頭搗亂的學生滿口答應:“興哥,我知道我錯了,下次我絕對不會在課上搗亂了。”

每一次,鄭樹興都相信,他們下次一定能做到。但每一次,他都會再度發現,“我這個信心是錯誤的。”

他們就像蹲監獄一樣,你得時刻在那裡盯著。白洪瑜說,這對老師的消耗是巨大的。於是,他們開始理解為什麼學校裡有些老師會忍不住動手。支教機構中,一些人走了,一些人留下來,留下的,能保證孩子們安全就可以了。只要他們上課時間在教室裡待著,想幹嘛就幹嘛吧。

2

2021年5月之前,“問題少年”們沒看過話劇,無法說出任何一部的名稱,直到他們遇到吳嘉輝。

這個出生於1999年的男孩曾是孟京輝戲劇工作室的演員,出演過《我愛×××》《蝴蝶變形記》《死水邊的美人魚》等作品。吳嘉輝身高1米83,瘦瘦的身體在寬大T恤裡晃盪。他的頭髮三分之一染成白的,三分之二黑。不笑時,時而像是靈魂離開了軀體,飄得很遠;時而很嚴肅,顴骨鮮明,眼神定定的,要把你望穿;笑起來,五官又急匆匆地聚在一起,是一種假裝討好的慧黠。

吳嘉輝

對虎什哈而言,他是一個闖入者,一個變數,一個偶然,同時也是一個必然——這裡歡迎任何人,允許任何事情發生。不用擔心犯錯,因為這裡的管理原則之一是“高標準高要求高容錯”。

2021年清明,一群人來到虎什哈拍電影。劇組缺幫手,老師們也不想讓孩子錯過這次實踐機會。“精英班”的10個孩子被派來現場做場務。他們很高興,每天跟著劇組在山上轉悠,回去就跟其他同學炫耀,自己拍戲去了。

他們第一次見到了吳嘉輝,電影男主角。

蔣寶橋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像個殺手”,帥。李可覺得這是個大人物,能演戲,應該是個明星。他上網搜“吳嘉輝”,但“什麼也沒搜著”。這是李可第一次看人拍戲。戲中有個場景,吳嘉輝吃蘋果,眼睛盯著前邊。李可就站在他前方,被這個眼神震懾住,“帶有凶狠的感覺,看著還挺害怕。”

但很快,他就覺得,他們的關係是“哥們兒”“兄弟”。“因為我們都是平等的。”——這話是吳嘉輝後來告訴他們的。

交談是從一次午休開始的。紀劍鋒坐那兒吃飯,吳嘉輝瞅著他。紀劍鋒點了一根菸,吳嘉輝繼續瞅他。紀劍鋒開口:“你抽菸嗎?”“來一根。”

兩人就這樣聊上了,聊挺久。紀劍鋒記得,他倆說起快手主播老八,老八有時吃粑粑,有時在兩片面包中夾塊臭豆腐,有時擱點亂七八糟的,混一塊兒往肚子裡咽。吳嘉輝可會模仿了,把孩子們逗得嘎嘎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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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一次有人跟他們“嘮社會嗑”。拍攝現場,孩子們一看吳嘉輝沒事,就給他煙,圍著他吃飯,讓他給他們學兩句。

殺青後,劇組走了。沒過幾天,田宗陽接到吳嘉輝電話,說想帶孩子們排話劇,帶他們去阿那亞戲劇節表演。

這是孩子們第一次聽說戲劇,第一次知道阿那亞。田宗陽帶著適度誇張告訴他們,戲劇節期間,好多明星、導演會去,會看到他們演出,他們可能要因此出名了。他們就覺得,自己要幹一件大事了。

此時的精英班,學生走了大半,要麼打工去了,要麼到技術學校學一門謀生技藝。剩下的5個,就是後來出演話劇的那5個:紀劍鋒、蔣寶橋、周小馬、李可和劉鵬鵬。

誰都沒想到,是紀劍鋒主動提議打掃衛生的。他第一次罕見地拿起掃把,號召兄弟們一趟趟把垃圾從教室運出去。他們掃地、拖地,還是不夠乾淨,就跑到校長室去,跟校長要了小半袋洗衣粉,灑在地上,來回拖了三遍。地板這才露出它原本的樣子——天藍色。

他們把桌椅擺成箭頭的形狀。吳嘉輝來了,就坐在最尖上的位置。

後來大家拼湊著回憶那堂課。吳嘉輝讓孩子們把桌椅全挪到邊上,教室中央留出大片空地。他帶他們做了一些練習,比如把眼睛閉上,根據他的引導展開想象:你心裡有個洞,進去之後,有一條河,跨過河流,來到另一個地方……他要他們說出各自看到了什麼。

蔣寶橋聲稱,其他四個人什麼都沒看到,只有他,看見一隻黑色的山羊。據他說,當他把答案告訴吳嘉輝時,對方臉上表情複雜,“肯定有啥想說的沒有說。”他感到自己被鼓舞了。

他還記得,吳嘉輝分享了自己的中學生活。他是安徽淮北人,同樣生活在小鄉鎮。用他的話說,那是“五線城市底下的小縣城,小縣城底下的鄉鎮”。他同樣是“問題少年”,打架、逃課、罵老師,在臺球廳、溜冰場、遊戲機廳都留下身影。為此,他轉過不少學。

在吳嘉輝的故事版本中,搖滾樂改變了他。那些曲調“ ‘啪’一下出來,來勁兒!”他不再聽課了。上課時,耳機線從袖口繞出來,手杵在耳旁,作沉思狀,其實是掩蓋耳機。

他開始覺得所有事情都不對勁了。他不斷地想,不斷地打破再重建自己。他也想到臺上去,他要藝考。家人不支援,那就更得這麼幹。他一個人跑去省會合肥學播音,學著學著,覺得這地兒教不了他,又一個人跑到北京去,在傳媒大學門口晃悠,看哪個師哥師姐能教教他。沒人搭理,他又回去自己琢磨,考進了浙江傳媒學院。

但他沒上幾年大學就退學了。他本想和學錄音的朋友徒步旅行,拿著麥克風,跑遍全中國,收集一些古老的聲音,最後整出張專輯來。偶然遇到孟京輝工作室招募演員,他去報名,就被選上了。

他擔任主演,演過幾出話劇。後來也演過一些影視作品。

在孟京輝的話劇《死水邊的美人魚》中,吳嘉輝飾演男一號斯坦利

但總有一些事情不對勁。他決定自己出來做話劇。他想,話劇不該服務於中產階級,更不該是一種消遣。他很年輕,但很愛說“年輕人”。他說,“戲劇真的可以給年輕人的思想帶來潛移默化的變化。”他還說,“年輕人需要摔倒,摔倒才能站起來。”因為他過去一直在摔倒。

後來有人說他在利用這些孩子。他很生氣。“他們有什麼值得我利用的,是不是?”他像是在問我,又像是態度鮮明地提出反抗,重複道:“有什麼值得利用的?!這是一個標籤,我都想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把他們當成小馬雲了。他們——‘問題少年’,來,罵他們吧,罵吧,你們批判也好,怎麼樣也好,但是看了這個戲以後,你們會剝下那層標籤,看到他們的可愛之處。孩子是無辜的,這是我想要的結果。”

3

吳嘉輝絕不是一個好相處的人。

跟他說話要很小心。最好別使用“熱愛”一詞,因為熱愛“是一種綁架”。一次,有人問他是否熱愛戲劇,離開戲劇會不會死。他很生氣:“這話說得太文青了,死亡對我來說不重要,對所有人都不重要。我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是你從我的朋友圈滾出去。”

要儘量跟上他的變化。“老吳剛剛說了‘一’,‘一’還沒被完全接受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二’了。‘二’是一個更難的東西。”田宗陽比吳嘉輝年長9歲,但愛叫他“老吳”,這樣顯得自己年輕。他會突然想起什麼,然後不分晝夜地給你打電話。他不接受一些合作方式,往往因為覺得對方“傻逼”或者這麼做違反規則。他有一套自己的邏輯體系,界限分明,不容冒犯。

支教老師們對他的形容是,一個天才。一個永遠找不到打火機的人。一個控制慾很強的人。一個直接、單純、太理想主義、挺“作”的人。

但在孩子們面前,他表現出極大的耐心和尊重。田宗陽對此的形容是,如同《士兵突擊》裡,史今班長對待許三多,充滿溺愛。

周小馬冷靜地告訴我,他知道自己和老吳不是一類人,他“跟不上他的思想”,但他們“能玩到一塊兒去”,因為他這人不裝。

他很少對孩子們發火。因此,他僅發過的兩次火,每個人都記得。一次,排練時,孩子們表現欠佳,吳嘉輝衝他們吼:“你們的表演值80塊錢嗎?人家要花80塊錢來買票,你們值嗎?”

另一次,排練到了後期,劇組兩位來搭戲的專業演員還沒把臺詞背下來。吳嘉輝下令所有人不許吃飯。支教機構的負責人告訴吳嘉輝,食堂做了飯,不吃浪費了,孩子們又餓得不行,腦部缺氧,臺詞更背不下來。吳嘉輝這才放孩子們吃飯去。孩子們吃完,偷偷藏著點,給幾位演員送去。吳嘉輝至今不知道。

多數時候,他是“不凶”的、仗義的。他會給他們煙抽,會從他本就拮据的微信錢包裡挪出一點錢,讓他們買酒喝。

一次排練結束,孩子們回宿舍,一高興,把頭髮全染成黃的。第二天早上見到吳嘉輝,他反應很平淡,說他們是“精神小夥”——這跟學校太不一樣了。以往老師們看到了,是要管的,雖然管不住——他們還是要染,只是儘量選擇接近原本髮色的染料。

但也不是無限溺愛。他有他的原則。劇組來搭戲的演員之一叫於祥瑞,胖胖的,留著一頭及腰長髮,一副好脾氣模樣。剛開始,孩子們天天“欺負”他,跟他要煙抽。於祥瑞一天買兩包煙,自個兒抽不到半包。吳嘉輝發現後,當面說了幾次,讓他們不要把於祥瑞當保姆,人家又不欠著他們。他們這才收手。

“他們覺得能拿出來吹牛逼的東西,都是老吳覺得非常不值一提的事情,這一點鎮住了他們。”田宗陽說,“一物降一物”, 孩子們覺得老吳很酷,視他為偶像,偶像幹什麼事,底下的人自然會效仿。

吳嘉輝展示了一個“問題少年”令人憧憬的未來:會演戲,能站在舞臺上,將所有聚光燈、所有目光都匯聚到他身上。

第一週,吳嘉輝帶孩子們排練《我愛×××》。這是孟京輝編劇、導演的話劇,所有臺詞都由“我愛×××”這一句式構成。我愛光。我愛你。我愛我自己。

吳嘉輝想,孩子們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懂什麼是愛。那乾脆讓他們不斷表達“我愛”。愛什麼不重要,如何理解愛也不重要,“我都不理解的”。重要的是表達,是持續不斷地看見自我。

可孩子們未必能領會。紀劍鋒把“末代皇帝溥儀”唸作“未代皇帝博儀”。李可至今不知道《我愛×××》究竟在講什麼。它顯然無法被概括成一個故事,臺詞之間也難以找到確切關聯。但他覺得太過癮了,“過癮就是牛逼,我們讀得牛逼,演得牛逼。”周小馬也告訴我,他不愛讀“那些字”,但他喜歡上了表演這件事情。

一星期後,他們在虎什哈糧倉的流水廳進行了一場小型演出——這是支教機構租下的場地,原本是鎮上廢棄的糧倉。他們保留了建築外貌,進行內部改造,擁有了教室、宿舍、圖書室、食堂、影廳和舞臺……

孩子們表演得很投入,結束後掌聲不斷,有老師哭了。鄭樹興從沒見過他們這樣用心做一件事,“你要讓他們各自專注去做一件事情就已經很難了,再讓他們集體去做,就更難了。”

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那段時間,孩子們常常排練到夜裡12點。照例抽菸、喝酒,但開始覺得不好意思,會躲著老師。也有人想過放棄,但沒人真這麼做。有人鬧情緒,離群了,吳嘉輝就晾著他,等排練結束再去談,不用過分關心,“但是要他點頭,把他緩和過來,繼續排。”

打架變得沒意思,“特無聊”“特傻”。演戲有意思。雖然他們也說不清到底哪裡有意思。蔣寶橋只覺得時間過得飛快。李可神祕地告訴我, “我被迪迦附體了”。周小馬分析,那是專注的快樂。“即使特別累,我們也堅持下來了。”也許還帶著點風光,努力被看見,被人認可。

後來登上阿那亞戲劇節的《螞蟻招待所》是為他們量身定做的。吳嘉輝說,它改編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卡爾維諾的《黑羊》,主角是一群螞蟻。螞蟻們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識,想要變成人。

《螞蟻招待所》中的五隻螞蟻由5位“問題少年”扮演(展展攝)

吳嘉輝沒有要求孩子們這樣演、那樣做。他看過別人是怎麼指導他們表演的——“‘你得這樣演’,‘你不對,你得開啟自己’”,他向我模仿,動作語氣類似於你在綜藝節目中看到的那些表演導師。“他們需要開啟嗎?你老把自己的觀念‘咔’給到他們,你是什麼啊,對不對?我就不給他們,我只是說,這樣做可以,沒問題,只要玩起來就行了,順勢而為,順其自然。”

他只是不停地發問,在戲中,也在現實世界問他們:“螞蟻能變成人嗎?”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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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渴望離開這兒嗎?”

“你想靠一塊饅頭活著嗎?”

“你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嗎?”

……

4

他們終於來到阿那亞。

在通常的故事中,這應該是一個高光時刻,一個勵志故事的高潮章節。一群在學校無所事事的“問題少年”,通過努力,站上舞臺,改變命運。

但事實上,一切與他們的想象相去甚遠。沒有專車接送,無人搭建舞臺。第一天,他們就遇到難題。搭載道具的車子是六米八的高欄貨車,園區不讓進。好不容易協調好了,下午5點,車子開進溼地公園,一下陷進地裡。大人、孩子都得下車刨土,刨了半米深,還是沒能把車弄出來。後來,園區的安保允諾可以幫忙找剷車,費用得自己掏。

阿那亞戲劇節海報

夜裡11點,花了1500塊錢,車子總算從坑裡爬出來,開走了。一群人又拿著鐵鍬,把刨出來的土往回填,他們破壞了草坪,得自己修復。等他們疲憊地從溼地公園出來,已是夜裡十二點。蔣寶橋崩潰了,跟田宗陽抱怨:“怎麼來了就變這樣啊?我想回家。”

每天都很累。每天都要把重重的道具——幾扇大門、一塊牌匾、電視機、鋼筋……搬到演出場地,把舞臺搭起來。下午五六點,別人演出結束,空出場地,他們開始排練,常常排到深夜。排練結束,拆臺,把道具一一搬回去。第二天再來一遍。

小小的阿那亞,每天人均走路超過兩萬步,“回來,腿全是肌肉邦硬。”累成這樣,紀劍鋒還想著玩。5個孩子和一位老師擠在一輛房車過夜。等其他人都睡了,他就偷偷溜出去,到海邊的沙灘上,和那些比他年長的話劇從業者們一塊兒喝酒到凌晨。

蔣寶橋不喜歡那些人。“瘋子、有病”,“比我們大那麼多,放著戲不好好演,天天晚上喝大酒。”見到大海並不使他激動。一切都太假了,“人也假,哪都假,瞅著就很假。”

演出沒有想象中順利。人手不夠,幾位老師身兼數職。有時,隔壁場的音樂串進他們的音箱。票也賣得一般,引發的影響有限得很。

孩子們開始接觸所謂的“成人世界”,知道事情並不總能如其所願,想要得到就必須付出。付出與得到不總是成正比,“比如有些人,人家不光不用幹體力活,還能按時按點吃飯,還能每天喝酒,喝酒的時候還有不少姑娘在旁邊圍著。”田宗陽說。

但無論如何,它是一個節點,是長跑路上的第一個驛站,是值得紀念的。第一次,他們登上了舞臺。五個“問題少年”穿上印著旺仔圖案的紅色套裝,戴上髮箍,站在白布後面,跳起舞,扮演螞蟻。酒神到來,引誘他們成為高等生物。他們有人成了老闆,有人做保潔,有人變身健身教練……一場戰爭迫在眉睫。

吳嘉輝將這部戲的主題總結為“選擇”。故事中的選擇與現實世界的選擇相互勾連。螞蟻們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識,想要成為人。“問題少年”們也遭遇了這位闖入者,開始思考。

他們“真實的樣子”是在這兒被“扒”出來的。一回,田宗陽和李可走在路上,擦肩而過的人喃喃自語:“充電器沒有了怎麼辦?”“李可都不認識她,就說,姐姐,我有,我給你。”

隨行的工作人員知道孩子們愛玩,又沒錢,常請他們喝酒。他們也想回報他,但沒什麼錢,就跑去阿那亞社羣外的小店,買些廉價啤酒,路途遙遠地揹回沙灘上給他喝。

他們感受到你對他們好,就會加倍對你好。“但在學校的環境下,我們沒有讓他們感受到這一點。”田宗陽後來想,這些孩子和別的孩子不一樣。“乖學生”聽父母的話、老師的話,做他們要求做的事,沒有那麼多時間與外界接觸。可“精英班”不同,“他們有非常多的時間去接觸外界資訊”,別的孩子不懂的東西,他們早早地懂了。但他們懂的,又不是“學校、老師、家長想讓他們在這個年齡懂的。”學校看分數,看行為舉止,“這兩樣東西他們都沒有,老師會懟他,同學可能會邊緣他。他們只能靠一些其他東西。”

最後一場演出的前一晚,在阿那亞的沙灘上,吳嘉輝問起孩子們的白日夢。

“我的白日夢是想成為一個宇宙超人。”

“娶個媳婦、過小日子。”

“我的白日夢是自己想的事情很美好、很順利。”

“也不知道自己有啥白日夢,可能就是演完出回去待兩天,繼續上學去”

……

後來,那段有關白日夢的錄音被放了出來。吳嘉輝扮演的酒神大喊:“朝日落的反方向跑吧!”孩子們跟著他跑,跑著跑著,他們哭了。身後,太陽緩緩落下,黑夜即將降臨,空虛和徒勞會再次覆蓋大地。

《螞蟻招待所》在阿那亞最後一場演出結束後,所有人看向落日

眼淚很複雜。有即將面對離別的不捨, 也有人生第一次如此認真完成一件事情的壯闊。當吳嘉輝說於祥瑞馬上就要離開時,孩子們再次哭了。田宗陽很驚詫,學校裡,相處多年的老師或同學離開,他們總是表現得很冷漠。但現在,短短兩個月的相處,他們卻不捨。

“他們的冷血是一種偽裝。這種偽裝是需要人去扒下來的,怎麼去扒,首先是尊重”,田宗陽說,這種尊重不是自以為是的尊重,是讓對方感受到尊重的尊重,然後,他們就會“卸下偽裝”,“其實這些孩子挺單純的”。

那天晚上誰也沒睡,大家都在阿那亞的海邊等日出。李可搬道具時砸傷了腳,他坐在輪椅上,看著眼前的太陽像雞蛋黃一樣,鮮紅鮮紅地出現在海平線上。身旁的陌生人尖叫著跳入大海。他和蔣寶橋眼淚嘩嘩往下掉。

一切都結束了。他們要回虎什哈了。

5

留在虎什哈的老師早已準備好迎接他們。

他們排了一場十多分鐘的戲,站在被命名為“宇宙中心”的舞臺上,高興地一一宣佈“演員×××誕生了”。

誕生之後呢?

有時吳嘉輝也無法判斷,自己這麼做到底對不對。“我不知道是好是壞。你說他們在家裡,找個媳婦、生個孩子,也正常。我打破了他們,我帶他們打破了阿那亞。”

在阿那亞,很多時候他都在賠禮道歉——為破壞草坪、違反規則道歉。他也不喜歡海。他覺得海很恐怖,海浪的聲音令他恐懼,疑心會有怪物蹦出來。他喜歡山,山要穩固多了。

關於返程那天的慶祝儀式,他不想多說。無非是和孩子們在糧倉的食堂吃頓飯,老師們準備了蛋糕,給每個孩子發了新衣服和球鞋。吃完飯,田宗陽他們幾個開車,把孩子們送回去了。

吳嘉輝不想讓孩子們覺得這是件特別的事。“生活無時無刻都在遇見、離開,每個離開都要有慶祝嗎?它只是你人生的一個小點而已。”

周小馬到家時,家人已經睡了。他太累了,倒頭就睡。他不太知道如何面對誇讚,很少跟家人提起這些事,只在被問到時,冷淡地答兩句。

李可不一樣。一次,李可媽媽略帶苦惱地告訴田宗陽,李可現在腕兒可大了,在家三兩句話離不開“藝術”。

他們在阿那亞經歷了想象中的出名——走在路上被人認出,有兩組紀錄片團隊跟拍,還有人採訪他們。回來後,時不時地,孩子們會以一種假裝不在意的姿態問田宗陽:啥時候巡演啊?不巡演我幹活去了。

《螞蟻招待所》在阿那亞戲劇節上演

2021年7月,李可到江蘇一家學校學計算機。我們通話時,他剛去學校不到一週。他反覆強調自己“特別討厭”上學,他想立刻退學,“一分鐘也不想在這塊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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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半軍事化管理,據他說,夜裡會有無人機在上空巡邏。他嘗試過離校出走,被同學勸回去了。他不喜歡被管。他喜歡吳嘉輝,一部分原因就是吳嘉輝不管他們,“如果他管著我們,我可能早就不演了。”

他連休學申請書都寫好了。上面寫,他需要請假兩個月出去巡演——這當然是謊話。他跟他爸說了,跟他媽說了。爸不管,媽也不管,“我都不知道我該咋辦了”。

他評價自己小學時是“螞蟻”,成天傻樂。初中開始叛逆,有了自我覺知,現在終於想通了,可又走不了。他嚮往自由,但對“自由”的理解有限:不想上學就不上,沒人管,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想做廚師。在《螞蟻招待所》第二幕,變身為人的他扮演一名廚師。他自稱擅長炒土豆絲,邀請我有機會嚐嚐。他讚美這個職業:“人活著不就為了吃飯嗎?不吃飯不就活不了了嗎?我吃我自己做的飯,我不用靠別人了。”

他堅信,如果能出去學廚,絕不會再半途而廢,因為這是他“自己選擇的路”。哪怕在飯店裡,有老闆管著,有客人刁難,但“他們會走”,他們一走,他就是自由的。

從虎什哈回京後,我在密雲見到了周小馬。暑假,他在這裡的一家大排檔打工。工作很清閒,大排檔下午4點才開始營業,他負責招待客人,收拾餐桌。店裡沒什麼客人,據他觀察,這家店是老闆自個兒用來和朋友們吃飯喝酒的地兒。

開學後,他要去西安學鐵路。“精英班”有同學更早去了那兒。他上網查過,感覺那學校還不錯。但暑假時,那位同學回到虎什哈,抱怨新學校無聊,他又開始擔心自己可能學著學著又不想學了。

不是沒人想過當演員,但念頭總是被很快打消。周小馬至今不確定自己在阿那亞的表演究竟如何。他盡力了。每次演完,總有觀眾過來誇他們。一些誇讚帶著些微妙的居高臨下,依然以“問題少年”而非“演員”衡量他們的表演。通常,吳嘉輝坐在那兒不說話,繃著一張臉。周小馬很想聽聽他是怎麼想的,但沒敢問。

李可跟我說,他想過“做藝術”,但戲裡有句臺詞說“做藝術掙不到錢”。依他看也是如此。錢對他是重要的,“一個男孩子如果沒有錢的話,那啥也不是”。

紀劍鋒知道自己既不是學習的料,也不是演戲的料。他自來熟,不怯場,很能說,但吞字,又難以集中注意力,光臺詞就練了好久。一度,他想將來做個導遊——就虎什哈這地兒,“山上、水裡、地上,我都能帶著遛達遍了,啥我都能給講解”。後來,他又覺得導遊太累了,一天天領著一幫人到處走,“沒啥大意思”,那就算了。將來再說吧。

他們偷偷問過於祥瑞:“你看我們誰有天賦?”

答案很殘酷:“你們都沒有天賦。”

白洪瑜“掐滅”他們想法的方式同樣直接:“你們要是有吳老師一半的才華,走這條路我們就支援。”

6

一切重新回到原點。暑假的虎什哈糧倉很安靜。盛夏午後總是多雨。一天,我們站在屋簷下看雨,有人彈著吉他,小聲唱歌。我在等待劉鵬鵬——5個孩子中的一個。在虎什哈的那些天裡,每天,他都答應第二天跟我見面聊聊,第二天,他都沒有出現。

我至今都沒有見到劉鵬鵬。據說他是一個動手能力極強的男孩,能自己改裝電動車。

那天,在落雨和音樂混雜的聲響中,白洪瑜告訴我,空想會給所有人帶來痛苦。他說他們不像城裡孩子,他們可以去試,但缺乏試錯機會。他們完成了一件事,記住自己有過一次成功經歷,就可以了。

採訪時,孩子們都提到“夢”。一切的確像一場夢,一場醒來後有些不捨、失落、悵惘的夢。他們沒人成為明星。經歷過高光時刻,又迅速地回到原本的生活中。他們中有人照例不愛學習,愛抽菸、喝酒。與我見面的那個中午,紀劍鋒說他剛剛喝下10瓶啤酒。他沒有因此接觸更多戲劇、讀更多書,他向我推薦了《二龍湖愛情故事》——一部講述返鄉小人物在鄉村創業中互相陪伴、不斷成長的電視劇——“老逗了”,他為此“4天沒閤眼”。

有人依然打架,容易激動、討厭虛假,抄起過板磚掄向他人。有人為繼續讀書或者打工發愁。

但那場夢一定留下了什麼。一群在體系內長期不被認可的孩子,終於做成了一件事。他們開始有所反思,開始打算為自己負責,哪怕只邁出了一小步。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顆種子,播撒在不同的土地上。一些有朝一日會開出花來,也有一些,或許會永遠埋沒在土中,難以冒芽。

這不是一個勵志故事,但它更符合生活的本來樣貌。支教機構的一位老師告訴我,失敗是這世上的大概率事件,“很多事情改變其實不是因為勵志改變的,只不過當中有勵志這麼一個環節,但最後大家把它當成原因了。”

事情仍在繼續。9月,《螞蟻招待所》受邀到成都、杭州、蘇州演出,可開學後,孩子們都上學去了。蔣寶橋和周小馬請了假,跟著劇組到處走。吳嘉輝不得不請專業演員加入演出。大家都想讓《螞蟻招待所》繼續,於是,一群沒什麼經驗的人開始四處找劇院、談合作,屢屢碰壁。

《螞蟻招待所》在杭州戲劇節演出

9月的一個晚上,我和田宗陽在北京見面。他正為巡演的事情發愁,演員是問題,場地是問題,宣傳推廣同樣是問題。

9月末,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頒獎儀式上,吳嘉輝站上了領獎臺——電影《雲霄之上》團體男演員獲得最佳男主角,他是其中之一。

他上臺領獎。而後覺得一切像一場白日夢,瞬間就過去了。生活仍在繼續。他給我發來微信:“我跟孩子們一樣,我也有困境。你想要什麼,去要的這個過程就會遇到種種問題,但我現在也沒辦法,我也只能一步步去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孩子們面對問題會選擇逃避。逃避和解決只是兩種不同的方向。”

在虎什哈的一天夜裡,我和幾位老師在糧倉的流水廳重溫《放牛班的春天》。窗外電閃雷鳴,天空是紅色的,不時被照亮。

在《放牛班的春天》中,男主角用音樂改變了一群“問題兒童”的命運

這部上映於2004年的電影,講述了懷才不遇的音樂老師馬修與輔育院孩子們的故事。面對一群被大人放棄的孩子,馬修用音樂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電影放映結束,大家分享觀後感。感受竟出奇一致:當年第一次看這部影片時,看到的是勵志、溫暖與感動。但這次,看見的反而是那些不被注意的、在主線故事中逐漸模糊的面孔:縱火的蒙丹,以及除了佩皮諾外,被留在原地的孩子們。

(來源:騰訊新聞)

* 紀劍鋒、蔣寶橋、周小馬、李可、劉鵬鵬為化名

*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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