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蕭 蕭
運營 / 小餅乾
上週末，《第八個嫌疑人》上映了，主演陣容中有孫陽和張頌文，兩人都正值風頭最盛的時候。然而市場反響卻遠遠稱不上“爆”，就首周末表現來看，票房體量至多也就3-4億的水平。
同日上映的《不虛此行》更慘，即便有“胡歌半夜在線發瘋”的社交媒體熱點加持，首日票房也只是堪堪排名第四，比上映了一個多月的《孤注一擲》還低。
差不多的狀況，年初時也出現過一回。彼時《不止不休》借勢《狂飆》，在抖音上拼命營銷張頌文，卻依然沒能挽回題材和故事的劣勢，最終票房僅報收5000餘萬。
這一屆觀眾似乎有了更加敏銳的嗅覺，開始分得清明星、演員、故事和宣傳的區別了。
其實在剛過去不久的暑期檔中，這一徵兆已經相當之明顯。只不過在連續72天單日票房破億、檔期總票房突破200億的熱潮中，暗藏的趨勢很容易就被忽略掉了。
將視野從單純的電影行業拉開，觀察其他行業，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近幾年都在強調創新和高質量發展。層出不窮的“黑馬”企業，在各個細分領域做大做強，然後逐步橫向縱向擴張，既顛覆了行業格局，也頂掉了昔日巨頭們的位置。
和上述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實”行業相比，電影總被認為是一個“虛”行業。但無論虛實，發展規律都是一致的。許多細微的變化，悄然體現在了電影的每一幀中。
一、當刷臉不再有用
今年暑期檔，最明顯的特點是競爭極充分。自打6月底《消失的她》和《八角籠中》將大盤炒熱後，幾乎每隔一兩週就有數部新片上映，你方唱罷我登場。
滄海橫流，方能看出誰在裸泳。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吴京与沈腾都先后掉下了“神坛”。
吳京主演的《巨齒鯊2》上映首周末之後，立刻顯出頹勢，最後票房僅8億；《超能一家人》更慘，上映首日就是最好成績，接著飛速下墜，週六票房還不如周五高，最後定格在了3億，把密鑰延期也無濟於事。
不過仔細一觀察，《巨齒鯊2》的落敗也怪不得吳京。儘管影片宣傳上都以吳京為主，可實際內容裡幾乎只給他安排了文戲，所有較激烈的戰斗場面都給了傑森·斯坦森，無法像《敢死隊》那樣滿足國人給動作演員分高下的口味。敘事邏輯上，影片也是濃濃的美式風格，更不討喜。
与其说“含京量”不再靠谱，倒不如说正是因为吴京，才勉强把影片托了一手，不至于摔得太惨。同样，《超能一家人》也不能全怪沈腾，实在是影片质量太差，剧情几乎全无逻辑所致。
吳京和沈騰本就是影壇頂流，“扑街”也撲得顯眼。可兩人之外，還有許多原本的頭部明星一瞬間被擠出了商業水分，露出了底褲：《暗殺風暴》和《絕地追擊》連續兩部不過億，使得邱禮濤、古天樂、吳鎮宇、歐豪全部黯然離場；暑期檔中間還夾著一個七夕檔，劉昊然、周冬雨、劉浩存主演的兩部影片首日表現本就低迷，節後更是斷崖式下跌……
可把時鐘往回撥幾年，情況還不是這樣的。那會兒開心麻花還是票房金字招牌，《李茶的姑媽》《李茂扮太子》《溫暖的抱抱》這些影片，成色同《超能一家人》相差無幾，甚至可能還要更差一些，但成績都要好很多。與《暗殺風暴》等同類型的港片，如《反貪風暴》系列等，雖然口碑不佳，至少商業回報都還說得過去；而各種片名一個比一個長的情人節專題，即便“一日遊”，至少也能把本錢收回來。
影視從業者大概都聽過一個傳說：資方決定是否對一部電影進行投資時，不看劇本和導演，而是先看有沒有明星。本來兩千萬都捨不得投，聽說能找來易烊千璽，立馬拍著胸脯投出3、4個億……
決定電影票房的因素過於復雜，唯有明星加盟才能帶來一些確定性。可如今，就連這一僅剩的共識也不復存在了。
二、揠苗助長的“型格”
其實，這只不過是一次返璞歸真而已。
在中國古代的市民藝術中，本沒有“明星”的位置。以京劇為例，老百姓雖然會捧著“角兒”和“腕儿”，但捧的從來是聲台形表，不是什麼膚色顏值。若是沒養好嗓子，唱砸了，台下勢必山喝倒彩，再大的腕儿，也得轉著圈鞠躬致歉，然後老老實實退掉票錢。
可為什麼到了電影裡，情況就變了？
可能大家忽略了一件事，電影之於國人，還是個沒幾十年的新鮮事物，對待新鮮事物，難免會有一段適應期。
早年有“電影比電視劇高級”的說法，吸引了許多電視咖跑去演電影，比如寧靜、蔣雯麗、六小齡童等，可結局都是鎩羽而歸。並非他們演技不行，而是在電影中，演技並不是唯一考量。
電視劇免費，屬於生活的一部分，而看電影具備儀式感，觀眾潛意識中想獲得生活中本沒有的東西。這種“補缺”可以是視覺意義上的，所以有了科幻片、戰爭片等大製作；也可以是傳播學意義上的——電影的聚眾觀看方式，決定了會迅速形成話題供人討論，陳思誠尤其精於此道。
這就意味著，一個合格的電影演員不一定要出名，但最好足夠“特殊”，給出一些大眾生活中沒有的東西，即所謂“型格”，這樣觀眾買票時才不會覺得虧。一個反例是趙本山，他算是“農民喜劇”這一類型的開山祖師，還得過不少藝術類獎項，唯獨商業回報不佳。因為他的小品和電視劇平常免費就能看到，且農民隨處可見，不算什麼型格，觀眾認為不值得再專門掏錢買票。
由此觀之，電視劇演員因為太貼近生活，會對電影事業構成一定妨礙。個別少有的雙棲明星本身都具備極強的特殊性，才能抵消這種妨礙。比如張譯自《士兵突擊》後就成了軍隊士官的代言人，而戰爭場面屬於“奇遇”，值得在大銀幕上觀看；王傳君不惜戴上“忘恩負義”的大帽子，也要與過去《愛情公寓》時代的自己隔絕，其實是在打造一種“世外高人”的型格，走的是李雪健、陳道明的路子。
更早一點，周星馳的無厘頭、李連杰的宗師氣概、張國榮雌雄同體的憂鬱……這類型格都是極特殊的複合產物，用錢都買不到，得依賴於無數機緣才能塑造。
然而資本為了追求確定性，會想法設法將這一自然過程催熟。
2004年，以《超級女聲》為代表的初代造星工業誕生了。其發明的短信投票制度在當年堪稱天才般的商業模式創新，多年以後愛優騰的明星打投，無非也就是其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變體而已。
《超级女声》前，电视台的收入来源仅有广告和财政补助，但选秀节目打开了一片全新的世界：不但显著加大了品牌冠名的意愿和力度，还可以和移动联通电信分短信费，合作贩售明星写真相关周边……话语权大到一定程度，电视台还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把持了从造星到音乐版权开发到影视剧拍摄的一整条产业链。
見錢景如此巨大，各大省級電視台受到啟發，紛紛把資源傾斜到了討好年輕人觀眾群體上。
與經歷過社會摔打、鍛煉出了穩固價值觀的中青年不同，還在上學的年輕人是完全感性的。從好的方面看，這種感性意味著單純和真性情。可壞的一面同樣明顯，其本能帶有嚴重的消費主義和色情崇拜成分，並且自己壓根都意識不到，還會將這類本能慾望當成什麼高級事物加以包裝推廣。
《超級女聲》後，港台娛樂圈和“韓流”的影響力在內地進一步擴大，繼而一系列模仿痕跡頗重的電視劇，如《紅蘋果樂園》《愛情魔髮師》《一起來看流星雨》等走上了台前，其中不乏選秀明星的身影。這些作品劇情各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憑空捏造出了一個想像中的上流社會。
本質上，這是試圖以“富貴”和“容貌”作為型格的替代品，彼時，確實能收到一定效果。然而過了某個特定的時間窗口，比如此時，很快也就不成立了。
三、扒下皇帝的新裝
“富貴”和“容貌”看似稀缺，卻並不能算一種型格，倘若將電影吸引觀眾比喻成追女孩，就能看出其中差異所在：女孩們都喜歡溫文爾雅的大戶人家書生，對粗俗的富二代卻會本能感到厭惡，即便後者更加有錢十倍百倍；容貌雖能一定程度上抵消粗俗，但依舊大大減分。
可“溫文爾雅”所需的培養週期絕非一朝一夕，為了求快，只能學個表面。儼然這些年的PUA生意，單期課程時長最多兩週，教不會學員見識談吐，只好拉他們去高級場合拍照發朋友圈，才能快速將業務鋪開——所謂“練習生”大抵都是這樣的產物。
而資本的快，又恰好與當下時局的快形成了合力。
因為聚眾觀看+散場討論的模式，電影常成為輿論的傳播節點。 2010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發布，疊加上《阿凡達》上映引發的技術革新，大大加快了影院的建設進度。
資料顯示，2010年一年時間，中國內地銀幕暴增了1500塊，差不多相當於2007年到2009年三年間增加的銀幕數總和。 2010年到2015年，內地銀幕數則保持著平均30%的增幅，基本與票房體量的增長保持同步。
但就像芯片、新能源汽車等無數受到政府補助過的行業一樣，剛開始實心做事的只是少數，多的是想趁風口占便宜的人。基礎打好後，內容卻無法量產，只能將一幫催熟的半成品注入進去。
兩者結合，產生了一系列怪象，折磨了觀眾幾乎整整十年：范冰冰、AngelaBaby等人儘管演技可疑，身價卻一路水漲船高；《爸爸去哪兒》這類綜藝節目稍微做做剪輯，就化身為了“大電影”登上銀幕；而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更是從內容到宣傳，都堪稱“嫌貧愛富”風氣的集大成者。
不管你承認與否，集體的急功近利思維，除了導致審美變態，也連帶令整個市場機制都發生了扭曲。在泡沫的高點，票補、幽靈場、股價配合宣發套現、港澳東南亞的網絡賭資入場設局圈錢洗錢……各種烏煙瘴氣的套路層出不窮，一時間，市場上所有參與者幾乎都在追名逐利，至於內容，反倒沒人關心了。
見群魔亂舞，相關部門推出了“限薪令”試圖進行遏制，但一來好作品來源於天時地利人和，資本催熟不了，政策也一樣；二來對一個盤根錯節、鐵板一塊的人情行業，所有的外力撼動都收效甚微。
轉機出現在2018年，崔永元炮轟《手機2》，接連帶出了“陰陽合同”和“補稅門”，用一場戲劇性的內部爆炸，將這個多年累積成的泡沫徹底刺破。
雖然這是一場意外事故，卻也暗合了歷史的進程。多年以來，大眾已經被茫茫多的低質量電影弄得怨聲載道。 2017年《戰狼2》出現，迅速沖上影史票房第一，“沉默的大多數”漸漸抬頭，只是都在等一個敢說真話的小孩將皇帝的新裝給扒拉下來。
思想觀念的改變，並非一朝一夕就能達成。粉絲經濟依舊與電影工業並行不悖，人們願為明星付費這一認知依然頑固。這幾年人們批判“小鮮肉”，為了“硬漢”而歡呼。背後的意思是說，以前那些人德不配位，換些配的來，還是能扛住的。
但其實行業的基本面已然變了，誰來都扛不住。剛剛過去的暑期檔，證明的就是這一點。
四、電影中的文人意識
中國文化中，組織和集體一向大於具體個人。依然以京劇為例，台上無論生旦淨末醜都是大花臉，觀眾看的是技術和功底，而不是具體的哪個人。
《功夫》導演徐皓峰曾總結，中國的通俗文學傳統，不是好萊塢的愛情、警匪、黑幫、災難、西部等幾大類型，也不是日本般正經文學（詩歌、文章、史書）和不正經文學（相聲、小說、戲曲、評書）那麼的貴賤有別、上下隔離。
中國的文學傳統最早也分貴賤。小說不能算“文學”，詩歌、文章、史書才算。直到元朝後打破隔離，上層文化擠進下層文化的形式裡，才實現了雙方的融合。
實例是，四大名著中許多章節都穿插進了詩詞和典故，老百姓照樣看得津津有味，就算自己不識字，也要在茶館聽評書念白過癮。長久以來，文人階層審美向下潤澤，滴水穿石，逐漸刻進了老百姓的DNA裡。
《長安三萬里》一鳴驚人，正是群眾這一DNA覺醒的表現。而同檔期票房超過10億的其他幾部電影，也多少都符合了“文人議事”這一特點。
《孤注一擲》表現的電信詐騙正是一個絕佳的社會議題。以寧浩為核心的壞猴子團隊，最擅長的拍攝手法就是事無鉅細地刻畫現實。不過此法並不能保障次次見效——2019年，申奧曾拍過一部《受益人》，然而殺妻騙保本身只是一件小概率事件，細節呈現得越多，觀感反倒越小眾獵奇。受此教訓，團隊遂選擇了更受關注的社會重點事件，立刻複製了《我不是藥神》的成功。
相比壞猴子，陳思誠更擅長“避實就虛”。同是為財殺妻，在壞猴子手下反響平平，陳思誠卻從中抽出了“性別對立”這一社會議題，成功化腐朽為神奇。
大眾常詬病陳思誠創作上的不真誠，卻無人否認他的商業頭腦。春節時期，當韓寒、張藝謀等同行還在傷悲春秋時，他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打造品牌，以補足“影院春晚”這一空缺。該想法大獲成功，眾人儘管嘴上批評得起勁，《唐人街探案》出到第四部，還是會買票去看。
而在日常檔期，陳思誠又趟出了一條新路子：以翻拍形式，先用工業化體系把小手工業時代的作品拿來重做一遍。再將階級矛盾、司法不公、性別對立等話題挨個植入。有話題，就有了討論和爭議，保障了《消失的她》繼兩部《誤殺》之後再獲成功。
簡而言之，春節期間的陳思誠是一個晚會承辦方；而日常的陳思誠，則給了大眾一個社會議題的討論場。
《封神第一部》劇本糟糕至極、不知所謂，不過好在類型上有所突破，又傍上了“中國電影工業化”這條大船。加上全片各處撒落著肌肉男捆綁、質子團跳舞、石獅子追人等奇觀，正契合抖音的傳播機制，勉強逆襲。
以上三部影片都沒有過度依賴某個明星或演員。 《孤注一擲》中雖然前期著重宣傳王傳君，可實際表現中孫陽的表現卻更令人驚喜；《封神第一部》除了費翔和李雪健兩個老人，幾乎沒有熟臉；至於陳思誠的電影，向來都是換了誰來都行。
唯獨《八角籠中》確實是靠王寶強一人撐起來的。
《八角籠中》本身極缺乏商業氣質。根據過往歷史，國產體育題材電影一個商業成功的都沒有，連中字頭的《中國女排》《中國乒乓》都不及預期。格鬥題材更是小眾，除了十年前香港拍的《激戰》外再無知名案例。再加上草根元素，資方猶豫也是情理之中。
論敘事和導演技法，拿過金掃帚獎的王寶強也毫無優勢。影片中隨處可見才華的捉襟見肘，一口氣接不上，只能照抄《我不是藥神》的橋段：圍爐喝散伙酒、用街面跳大神場景暗喻主角的心境轉變……
但對這些缺陷，大部分觀眾都選擇了原諒。從《天下無賊》到《人在囧途》再到《Hello！樹先生》，王寶強身上一直寄託著一個迅猛發展的工業國對其鄉土記憶最後的眷念。這樣一個銀幕上受盡委屈的角色，怎麼好讓他現實中再吃虧？
如果說《消失的她》靠設置性別議題博出位，那麼王寶強慘烈的婚姻生活本身就是這個時代性別對立的最佳註腳。人們不忍看到他再度失敗，不忍看到一個農民的兒子努力過後仍要受委屈，於是紛紛投了票。 《消失的她》和《八角籠中》，一陰一陽，前腳踩著後腳上映，做了同一個話題的不同註腳。
這樣的成功，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多重結果，下一次很可能無法再复制了。
總結：
這幾年來，影視界一直不乏有人把“工業化”掛在嘴邊，可對於究竟什麼是工業化，卻又眾說紛紜。
其實答案很簡單：就像大机器取代手工业一样，工业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没了谁都可以”。就算沒了明星，項目和地球一樣，照樣能轉。
一個好演員，當然能給影片增色。但任憑誰都無法“扛”起一個一無是處的項目，非得逆天而行，只會把自己多年的聲譽埋葬。從今往後，不管再大的腕儿，都得想方設法錘煉出一套適合自己的型格，並尋找好項目好劇本，然後虛心聽導演、編劇和製片人調度，在“生旦淨末醜”的安排中爭取把工作做到完滿。
而這，才是電影和文藝圈本應該就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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