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前夕，「文娛春秋」用國內外的6個主流ai大模型，對核心獎項結果進行了預測，結果如圖——
所有的預測中，影帝候選人易烊千璽最穩，6票得了5票，八成以上的勝率。
11月15日晚上，頒獎結果公布，如同預測一樣，易烊千璽在人類和ai之間，獲得了一致的勝利。
在ai的邏輯里，這可能是一道簡單的邏輯選擇題：高難度角色+高票房+高口碑=獲獎。
但在人的世界裡，這事兒複雜得多——“人情”想必佔據一部分因素——畢竟，這是他第四次獲得金雞獎提名，再不得，別說粉絲，路人都不答應了。
但無論如何，易烊千璽創造了金雞獎的多項紀錄。比如，他是第一個00後金雞影帝得主，也是歷史上年齡最小的影帝獲得者（不滿25歲）。之前保持最小年齡得獎者紀錄的是劉燁，在2004年憑藉《美人草》獲得該獎，當年他26歲。
和劉燁出身於電影世家不同，易烊千璽作為一個常常被評價為“去個性化”的偶像工業體系所打造的“產品”，既非這個體系的“反叛者”，又是長期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是如何成為00後這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演員？
或許，需要從他的過往，抽絲剝繭。
-作為項目存在的童年-
在一次採訪中，易烊千璽回憶，他母親的人生和多數中國底層一樣——因為貧窮而高中輟學，南下深圳打工。她目睹了同事們孩子成為“留守兒童”的悲劇，並發誓自己未來要全程參與孩子的成長。
除此之外，她還有另一個執念：她的孩子絕不能過她那樣的平庸人生，必須“與眾不同”。
當然，這幾乎是所有中國式父母的期許。
這些執念，成了易烊千璽童年的全部。
從2歲起，他被母親從湖南老家帶到北京昌平回龍觀，一個遠離市中心的郊區。5歲，他的“訓練”開始了。
這份課程表，足以讓任何一個紐約上東區的“虎媽”感到汗顏：中國舞、民族舞、現代舞、拉丁舞、街舞、魔術、葫蘆絲、手風琴、聲樂、架子鼓、書法、變臉。
這不是在培養興趣……而是在進行高強度的技能測試，尋找那條“與眾不同”的賽道。
在一本tfboys組合自述《2023非虛構成長》中，易烊千璽回顧了這段“失去周六、周日開始的可能性”。
“我5歲開始學舞蹈，”他寫道，“一開始是被爸媽拉着去。”
他很快展現了舞蹈上的天賦，老師誇他學得快。於是，舞蹈成了主攻方向。
他的人生被壓縮在一條公交線路上。每周二、三、四，他中午放學後請假，坐兩小時公交進城。周六日早上6點起床，先在昌平少年宮上課，下課後，母親拉着他，飛速打包一碗沙縣拌粉，拚命跑向919路公交站。
晚上10點或11點下課。他們坐地鐵去往德勝門，再轉345路回昌平，最後倒13路回家。在最後一班公交車上，整個城市都已沉睡，這對母子是雷打不動的乘客。
往往在這個時候，母親會拿出一塊菜板——那是公交車上寫作業的課桌。
“她（母親）覺得這很辛苦，”易烊千璽回憶，“但對我而言，更多的感受是習慣。”
“習慣”——這是易烊千璽用來描述他童年的詞。不是“快樂”，也不是“痛苦”，而是“習慣”。他習慣了去嘗試、去比賽、去完成任務。
毫無疑問，他的童年人生，基本就是一個“項目”——而他母親是項目經理。
她親自繪製硬筆書法的練字格，一印就是一沓，堆起來到易烊千璽的腰那麼高。她甚至自己報名了拉丁舞課，學會了所有基本動作，只為回家後能繼續指導兒子。
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高壓童年，塑造了一種特定的人格——他不是為自己學，他是為一個“目標”而學。這種目標感，讓他比同齡人更早地理解了“工作”的含義。
13歲時，他被一家名為“時代峰峻”的娛樂公司選中，加入tfboys組合。
有媒體問，“這算活動還是算演藝？”
易烊千璽想了想，用了一個詞——“工作”。
-尋找一個縫隙-
一個被如此高強度“管控”的孩子，是如何保留住“自我”的？
答案是：他沒有。
他只是在原本設定好的程序“縫隙”里，發會兒呆、出會兒神。
他唯一的“反抗”，是“磨蹭”。
他母親後來提起兒子的磨蹭仍很生氣，比如，吃一個餅，他能從上車吃到下車，吃兩個小時。助理也曾抱怨，每次該出發了，去敲他房門，半天沒動靜。
“有時候我在做自己的事情，”易烊千璽後來解釋，“就不想出去，不喜歡別人一直叫我。”
在那些緊繃的行程和無盡的課程之間，他找到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縫隙”。他會把自己關在卧室里，拉緊窗帘，房門反鎖。
他在幹什麼？他喜歡玩紙人。
他曾經疊過很多十幾厘米長的紙人，分成兩個部落，給每個紙人設定技能，有的有翅膀，有的騎着老虎。
作業寫着寫着，他就走神了，開始拿起紙人，導演一場大戰。
這個細節，其實挺能說明他的心理狀態。在現實世界裡“被選擇”、完全無法掌控自己人生的孩子，在反鎖的房間里，創造了一個他可以完全掌控的世界。
這種“神遊”的能力，成了他日後應對巨大名利場的“金鐘罩”。
他有個助理叫胖虎，一個30歲的成年人，花了很長時間才理解他的“老闆”。胖虎剛開始接送他時，想打破尷尬，問他累不累，他回答“還好”。然後，over。
接下來的幾個月，在胖虎的記憶里，就每天看到一個小孩拉開車后座，接着就是一路沉默。
胖虎會給他買麥當勞或者驢肉火燒，遞到后座，兩人還是不說話。
幾個月的相對無言，易烊千璽“絲毫不覺得尷尬，反而覺得挺舒服”。他不需要用言語來填充安靜。
這種極端的內向和對“縫隙”的渴求，使他天然地與“偶像”這個職業產生了排異反應。偶像是需要“給予”的，需要不斷地輸出笑容、活力和“人設”。
而易烊千璽，只想“待着”。
“我不是一個表演欲特彆強的人，”他說，“不太會把自己放到中心。”
“小時候，爸媽偶爾也會帶我去拍廣告，每次身邊圍的人一多，就感覺挺壓抑。“
他最終的解決方案，不是反抗，而是“堅持不笑”——“拍攝的時候，他們為了效果會勸我多笑。其實我心裡不是多麼想笑，但我還是會按照要求做。嘗試過之後，覺得很累。”他說。
大家習慣後，也沒再逼他。
那張高級、疏離、寫滿故事的“電影臉”，就這樣被“磨”出來了。
-成為大材-
2018年，易烊千璽17歲。他被導演曹盾選中，出演《長安十二時辰》。
曹盾看中的，不是他背後的流量，而是他身上那種“與年齡不相匹配的成熟感”。
“他有成為一個大材的可能性，”曹盾說，“這其中包含專業能力和自我約束能力”。
“大材”，木材的“材”。
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易烊千璽的人生系統（他母親、公司）一直把他當作“人才”培養，而曹盾看到了他作為“材料”的潛質。
“材料”是需要被“雕刻”的。
巧合的是，易烊千璽在那段時間，真的迷上了“雕刻”。
他在採訪中說，他看到一個捏泥的視頻，“很小，剛捏好眼窩，然後鼻子慢慢豎起來”，他很喜歡，決定找老師學泥塑。
很快，他就被迷住了。這是他從小開始學習各種特長以來，第一個是自己想要投入進去的。
為什麼？
“就是你想表達什麼，你可以通過這個你自己捏出來。”說這句話的，其實還是那個在卧室里玩紙人的孩子，他找到了另一個“縫隙”。
他的雕塑老師任哲，給了他一把鑰匙。任哲說，做藝術其實是在和物對話，“物就是你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就可以反觀自己，找到自己，想清楚我是誰。”
“找到自己”——這個對他人的“青春期考題”，對他來說，是一個關乎“存在”的命題。
他開始把這種“雕塑”的方法論，用在表演上。
拍《長安十二時辰》時，劇組給他配了表演老師。剛開始，他對老師有些依賴。
但拍到一半，他認為，自己不再需要表演老師了。
“你自己看劇本，（知道）該去怎麼做，很自然的直覺吧，”他說。
這是“項目”的第一次“失控”。那個“被選擇”的易烊千璽，開始“自主選擇”了——這標誌着他不再是被母親、被公司塑造的“產品”。
-編製-
在《長安十二時辰》之後，易烊千璽進入了一條影視快車道。
《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紅花》《長津湖》《奇蹟·笨小孩》《滿江紅》……他合作了中國幾乎所有的一線導演。他的個人累計票房，在2023年就突破了200億人民幣。
他成了一個安全、穩妥、高票房的“優質資產”，成了母親夢想中那個“與眾不同的人”——以一種她可能從未想象過的、登峰造極的方式。
但一個很諷刺的點在於：他的藝術突破，恰恰是在“體制”內完成的。
《長津湖》和《滿江紅》，這些讓他演員地位得以鞏固的作品，並非邊緣的獨立電影，而是中國當下最主流的“新主旋律”大片。
他始終沒有“逃離”系統，並成為了系統的一部分。
2022年的夏天，則以一種近乎萬夫所指的方式，證明了他與系統之間，存在着無法割裂的臍帶。
那年7月，中國國家話劇院公示了擬聘人員名單，易烊千璽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中國，這不只是一份工作。它代表着一種被稱為“編製”的東西——一個進入國家體制、獲得“鐵飯碗”的身份。這是很多普通人希望的那種凌駕於財富之上，關於“安全感”和“合法性”的追求。
一個已經站在名利金字塔尖、年收入數以億計的超級明星，為什麼還需要這個“編製”？
這正是他童年時期作為“項目”而存在的延伸，更是他內心裡希望融入系統的明證。它可能來自他母親的執念，也可能來自他自己——那個5歲起就被教導要“與眾不同”的孩子，內心深處依然需要一個來自“最終權威”的蓋章認證。
他要的不僅是市場的成功，他還要體制認可。
但這一次，他撞上了冰山——公眾的憤怒被點燃了。人們質疑他是否和普通人一樣，參加了嚴格的筆試和面試。這種憤怒，迅速演變成一場關於社會公平的激烈辯論，並催生了一個年度熱詞：“小鎮做題家”。
“小鎮做題家”——指的是那些出身平凡、在小城鎮長大、依靠在高考和各類體制內考試中“刷題”而拼盡全力，試圖改變命運的年輕人。
在他們看來，易烊千璽（以及其他幾位明星）的行為，是精英階層對普通人上升通道的“降維打擊”——這是一個毀滅性的諷刺。
易烊千璽在銀幕上通過扮演“小北”“景浩”“韋一航”——那些出身底層、在泥濘中掙扎的“小鎮做題家”們——而獲得巨大聲望的演員，在現實中，被他所扮演的那個群體，視為“特權”的化身。
這場風暴，以易烊千璽發表聲明、宣布“放棄入職國家話劇院”而告終。
當然，如今回望，這件事的意義遠超一次公關危機。它是一個象徵，證明了他彼時依然沒有真正“走出來”。童年時期被當成“項目”的底層代碼——追求安穩、追求認可、追求“與眾不同”的“體制內”身份——仍然在運行。
他試圖同時抓住兩個世界：商業上的成功，和體制內的安全。
-雕塑-
2022年的考編風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
它似乎迫使易烊千璽做出了一個“選擇”——當“體制內”這條象徵著終極安全的退路被輿論切斷時，他只剩下了一條路：作為“演員”的藝術道路。
在拍完《滿江紅》後，他做了一件事：停了下來。
在央視節目《面對面》採訪中，他坦陳有將近一整年的時間，沒有接新角色。
主持人問，“沒有劇本找你嗎？”
“有角色，”他回答，“但是沒有讓你特別興奮的角色，或者說當下你覺得非我不可的角色”。
他開始對“慣性”感到厭倦了：“不想說還處在一個慣性里，想玩點好玩的。”
他要的，是“變形”，一個讓他認為很刺激的事兒。
然後，他等來了《小小的我》，演一個名叫劉春和的腦癱少年。
這是一個演員能遇到的最具風險且也可能得高分的考題之一，因為，演繹特殊群體，既是演技派彰顯個人風采的舞台，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陷阱——演得“像”，是一種侮辱；演得“不像”，是一種失敗。
他再次，啟用了他的“雕塑法”。他設定了一個封閉準備期，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尋找狀態。他發現不行，無法在“真空”中捏造一個生命。
於是，他“出關”，和主創一起，近距離探訪了幾位患者家庭，捕捉他們的日常生活狀態。
電影開機了，他發現，還是不行，“即使前期準備再多，自己與患者的‘日常感’之間，始終存在一個難以跨越的鴻溝。”
他不斷地看回放，不斷地自我“修正”——把自己“雕”進了某個狀態，“其實每一個劇組每一次拍戲的工作都是在塑造一個角色，都是在雕刻。”
從2018年的“捏泥巴”，到2025年的“雕刻”。別人演戲是往外掏，他演戲是往裡“捏”。
有人問他，“你最好的朋友是誰？”
“是自己，”他回答。
花了24年，從一個被安排的“項目”，易烊千璽變成了一尊可以自主創作的“雕塑”。
而他最成功的作品，就是自己。
撰稿｜筱熙
策劃｜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