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中旬的延安，雨絲纏着寶塔山，一份五萬字的手稿剛剛從吳家窯洞送出。守在印刷機旁的排字工沒想到，眼前這本文稿會讓三年後的日本總司令部深夜開會。
半年之前，盧溝橋的槍聲震碎了北平的夜色，十幾天後南京也陷落。街頭流傳着兩種截然相反的聲音：一派大談“國將不國”，另一派卻相信“幾場大捷就能敲鑼收尾”。搖擺的情緒像潮水，士兵聽着也發懵。
毛澤東梳理戰例，用作戰數據和國際局勢把“能否打贏”拆成可度量的指標：兵員、後勤、國際援助、敵我士氣。要讓大眾讀得懂，他把最複雜的戰略推算裝進“三個階段”這把鑰匙。
寫作過程頗為緊迫。警衛翟作軍事後回憶，窯洞里常常是凌晨兩點燈火未熄，桌上茶葉反覆沖泡到毫無滋味。有意思的是，稿紙一度告急，無奈只好把舊報紙反面裁開繼續寫。
5月26日，抗日戰爭研究會開幕。毛澤東面對數百名幹部脫稿而談：“拼拼殺殺只看眼前就會敗，持久才能聚小勝為大勝。”台下靜得能聽見蠟燭噼啪。七天後，《解放》雜誌搶排了第一部分清樣。
延安油墨不足，排字房把印《數理邏輯》的鉛字拔下再用。短短兩周，第一批一千冊面世，封面題字遒勁：“堅持持久戰，最後勝利必然是中國的。”這句口號隨後出現在華北多處土牆標語上。
書很快越過晉察冀，送進武漢，也送進了國民政府大禮堂。白崇禧讀完，一拍桌：“這才是骨子裡的對策。”隨後他在軍委會上強調“以空間換時間”，要求軍官人手一冊。不久蔣介石也批示“通令閱研”。
上海租界的外國記者拿到翻譯稿，將其發往倫敦。丘吉爾批註“Strategic masterpiece”，羅斯福在扉頁寫了一行“長的 war theory—interesting”。同年秋天，莫斯科的軍事科學院刊物全文轉載俄譯本。
與此同時，東京情報部門也收到了中文原件。岡村寧次令參謀部連夜準備中文、日文對照文本。次日午後他對數名幕僚低聲說：“我們一定得好好研究，這裡指出的弱點，很扎眼。”一句“よく研究せねば”在記錄本上划了紅線。
日本高層隨後調整佔領區政策：加速“以戰養戰”，榨取華北糧棉；同時扶植偽政權，試圖“以華制華”。然而持久戰的邏輯並非只談資源，更談人心。敵後根據地的游擊隊切斷鐵路，夜襲據點，每一次小規模衝擊都在拖慢日軍物資集合速度。
到1939年末，日本國內銅、鋁進口銳減，軍需工廠的燈泡三天兩頭熄火。正是《論持久戰》里列出的第二階段節點：侵略方資源消耗與兵力消耗同步加速，補給出現斷檔。
1943年春，三笠高仁親王化名“若彬”赴華作情報搜集，他無意間完整讀完這本小冊子，回到南京司令部怒斥慘無人道的“燒殺護線”策略，“這樣作戰只會把我們拖進沼澤”。此言被列為“危險文書”立刻密封。
極端對立的另一面是遠藤三郎。1941年宜昌空襲後他自認“華中無敵”，可戰後在上海拘留所接觸譯本，連續三晚失眠。第三天，他向審訊官承認“判斷中國之敵我力量，過去完全錯了”，並主動遞上指揮刀。
延安印刷廠的木型字模幾經戰火仍被保存。1945年，日本受降儀式前夕，新四軍幹部學校組織最後一次專題學習。教員開場提了一句話：“紙張已泛黃，戰略卻沒過期。”台下多名團職軍官點頭。
到1949年，全國各解放區累計印行《論持久戰》超過三百萬冊，已有日、英、俄、法、德五種譯本。岡村寧次在東京巢鴨監獄回想當年那場夜談，搖頭苦笑：“理論擺在眼前，我們竟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