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和我的父輩》到《長津湖》,“導演協力式”電影該怎麼拍?


2021年10月11日刊|總第2654期

來源:悅幕中國電影觀察

作者:七月

相差2倍有餘。

今年的國慶小長假落下了帷幕。在上映了8部新片的這個檔期裡,整個市場已經成功地輸出了一部30億+、一部10億+的影片,拿下了近44億的票房成績,一掃暑期檔以來的市場低迷。

但與往年國慶檔不同的是,今年國慶檔的這些影片之間呈現出了更加明顯的票房差距:最大贏家《長津湖》與位居第二的《我和我的父輩》之間有著超過20億的差距;而其他幾部新片都沒能破億。

其中,同樣屬於導演“協作式”創作模式的《長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輩》進行了同臺競爭。不過,從市場反饋來看,延續了往年國慶檔多單元創作模式的《我和我的父輩》似乎沒能完全延續往年出彩的票房表現,反倒是《長津湖》極大地提振了市場信心;而在《長津湖》的對比下,《我和我的父輩》也沒能充分展現出自身的優勢,更多的是完成了基本盤。

近幾年以來,導演“合力”逐漸成為了一種比較常見的選擇,從主旋律影片到商業大片,從被動到主動。尤其是在疫情的長期影響下,這種創作模式能夠提高專案的效率。但同一故事的《長津湖》和單元故事的《我和我的父輩》已經展現出來了兩種“協作式”導演模式之間的不同,這足以讓整個產業開始思考:接下來的市場到底需要的是哪種“合力”?

“一個故事”

“合力”的更多可能性。


雖然之前也有多位導演聯合執導的國產片,也有一些影片獲得了不錯的市場表現,或者實現了不錯的產業意義,但《長津湖》的突破仍然值得拿出來進行肯定。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長津湖》成功打破了暑期檔後半段以來的市場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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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我和我的父輩》仍是同一主題下多位導演分別執導不同的故事單元來看,《長津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影片雖然集結了導演黃建新、陳凱歌、徐克和林超賢進行創作,但多位導演“合力”講述了一個非常完成且連貫的故事,同時傳遞了相同的感情和情緒。

實際上,《金剛川》之前已經實現了三個導演共同創作同一故事的發展進度,導演們各自發揮了長處,最終的完成度也還算不錯。不過,《金剛川》採用了步兵、美軍飛行員與炮兵的三個視角分別呈現這段故事,從始至終保持了同一視角的《長津湖》顯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多的升級嘗試。

不難看出,也正是因為如此,即使《長津湖》長達3個小時,對於普通觀眾來說略有門檻。但是《金剛川》多視角導致的情緒“斷層”,在《長津湖》時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而從《長津湖》的內容來看,幾位頭部導演合作一個完整的故事,不同風格之間的融合並沒有造成影片氣質的混亂,整個故事的完成程度也是同類影片中較為紮實的:關於七連的群像塑造,都是沿著“為什麼要打仗”的主線展開的,同時明確了伍萬里等人物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實現的成長,注重細節的文戲給觀眾帶來的代入感和情緒也是連貫強烈的。

可見,《長津湖》再次證明了導演“合力”的模式完全能夠離開單元結構式創作,多位導演完成同一單片、表達同一情緒是可行的,這一模式正在越來越成熟;而這一模式的更多可能性也應該被市場和產業看到。

“基本盤”

出現審美疲勞。


與成為今年國慶檔最大贏家的《長津湖》形成對比的是,同樣屬於導演“協作式”創作的《我和我的父輩》並沒能在這個黃金檔期裡爭取到更多的市場空間,僅達到《長津湖》票房的1/3。

目前為止,貓眼專業版關於《我和我的父輩》的預測總票房落在了15億左右。而從《我和我的祖國》的30億+,到《我和我的家鄉》的近30億,再到今年的《我和我的父輩》,近乎砍半的票房成績並不算樂觀。

究其根本來看,作為“我和我的”系列的第三部影片,《我和我的父輩》的影片內容延續下來了同樣的多導演單元敘事模式,連續第三年進入國慶檔市場接受觀眾的考驗。僅僅是這一點,足以給觀眾們帶來一定的審美疲勞,這是這個系列出現票房下滑的最大問題所在。

尤其是,縱觀一直以來的國內市場,觀眾對於單元敘事的影片接受度不算高;而這類影片的單元內容相互獨立,並不是每個單元都能獲得每個觀眾的喜愛,反而容易導致觀眾對導演們進行排名評價,這一問題在《我和我的父輩》中變得更為明顯,也給影片的市場表現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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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從《我和我的父輩》的大眾評價來看,淘票票9.5、貓眼9.5、豆瓣7分算得上是不錯的成績。但關鍵在於,缺少驚喜的《我和我的父輩》沒能順利出圈,只能實現基本盤。

畢竟,率先提出了導演“夢之隊”的《我和我的祖國》能夠憑藉著試水,吸引足夠的關注度和話題度,大眾的期待值也不高,反而更加容易收穫驚喜;而《我和我的家鄉》則是在國內市場經歷了疫情衝擊之後,剛恢復不久的時間點上映的,自帶“救市”使命的關注度並不算低,加上更加流暢的單元結構創作也能帶來一定的加分。

相比之下,市場和大眾對《我和我的父輩》的態度有點“冷淡”。雖然吳京、章子怡、徐崢和沈騰都有著不錯的市場號召力和影響力,但影片沒能給到超出期待值的內容,也就無法擁有更多的話題度。再加上,同期競爭的《長津湖》熱度十足,也會分攤大眾對影片本身的關注。這一點從《我和我的父輩》的預售成績就能看出來。

需要什麼樣的“合力”?

完整的同一故事和情緒。


對於接下來的國內市場來說,已經得到了市場驗證的導演“合力”創作模式,顯然會成為未來更多國產影片的優先選擇,來滿足專案推進更加追求效率的需求。這自然離不開當下市場大環境的影響。

具體來看,疫情給電影製作體系帶來了長期不可逆的衝擊,現金流受阻等問題帶來的重重壓力放大了市場上供不應求的矛盾,使得不少影片為了滿足旺盛的市場需求,需要縮短之前的創作週期,更加講究“時效性”。這一情況在短期之內不會發生太大的改變。

以《長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輩》為例,兩部影片均選擇了協作式導演創作模式,更多看重的也是更穩定且效率更高的優勢。只是《長津湖》更多是因為疫情帶來的停擺,在影響了專案計劃的同時還損失了上億資金,重啟之後必然要提高效率;而《我和我的父輩》作為同系列的第三部,需要實現“一年一會”的計劃,也需要快速完成專案的推進。

只不過,在《長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輩》兩種截然不同的導演“協作式”創作模式對比之下,接下來的市場到底需要怎樣的導演“合力”,逐漸成為了整個產業需要進行思考的一大重點問題。


實際上,導演“協作式”創作從《我和我的祖國》開始,經歷了《我和我的家鄉》《金剛川》等,再到如今的《長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輩》,已經能夠明顯看出這種模式所實現的成長:從單元結構創作到同一故事創作,再到在一個故事裡逐漸滿足更多的情感需求。

而這種成長變化所體現出的是,對於接下來選擇導演“協作式”創作的影片來說,整個市場更加希望這些影片能夠通過一個完整連貫的故事,向觀眾傳達同樣完整連貫的情感。擁有完整的同一故事和情緒的《長津湖》與仍舊單元化敘事的《我和我的父輩》同臺對擂展現出了差距明顯的票房成績,正好給整個產業帶來了參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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