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八月的一個午後，雨點敲打北京玉淵潭旁老式小樓的窗欞，八十三歲的徐向前拄着拐杖，慢慢踱到書案前翻出一疊發黃的電報底稿。他對探望的青年軍史研究者說了一句並不響亮的話：“那年冬天，還有一着沒人知道的棋。”這句話把在場人瞬間拉回到四十九年前的關中平原。
一九三六年初，中央紅軍結束長征僅數月，陝北、甘肅交界處的高原並不比草地好多少。胡宗南的二十萬大軍壓在南面，馬家軍的騎兵堵在西北，糧食、藥品都告急，紅軍硬是在黃土溝壑里挖出一條生路。毛澤東提出“在發展中求生存”的方針，粗看是生存之策，細想卻蘊含主動出擊的鋒利。東渡黃河、北上山西一度被視為破局首選，可閻錫山與南京政府的默契，讓這一扇門迅速合攏。
春末，中央把目光轉向寧夏。佔住這裡，就能切斷胡宗南與馬家軍的聯繫，還可能借道外蒙古與蘇聯交流，獲得急需的物資。寧夏戰役策劃周密，卻因裝備、補給與偵察不足而草草收場，主力只得退回陝北。一次次被圍堵後，中央深知若再按部就班等待，將被擠壓至死局，於是醞釀出兩翼齊飛的新方案：一翼向西殺入河西走廊，牽制馬家軍；另一翼擇機向東、東南突擊，如同小型“第二次長征”，將戰火與政治影響灑向華北和華中。這便是徐向前所說的“殺手鐧”。
六月，西路軍番號在哈達鋪正式亮相，由紅四方面軍的三十、一、九三個軍與中央直屬部隊合編，兵力約兩萬一千。徐向前、陳昌浩、張國燾之外，年僅二十八歲的中共代表董振堂也在行列。十月二十二日，西路軍在靖遠折橋渡黃河，風雪撲面，潰決的浮橋把不少人馬捲入滔滔黃水，悲壯的序幕由此拉開。前期西進順利，打下高台、臨澤，切斷了蘭新公路，馬鴻逵、馬步芳花白馬鬃四處急調騎兵，企圖合圍。
就在這時，北平方向的形勢突變。日本關東軍通過多方渠道對南京施壓，鼓動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汪精衛集團推波助瀾，抗日統一戰線的曙光岌岌可危。十一月下旬，中央向東北軍少帥張學良拍去一封絕密電報，點明若國共合作無望，紅軍將按既定方略“東指黃河以南”，把戰線拉到蔣介石的心腹之地。電報直陳利害：一旦舉事，南京難有喘息，親日派的如意算盤即被打破。張學良很快覆電：“請耐心再候，中原或有新機。”短短一行，卻暗藏深意——少帥與楊虎城已將“請君入甕”的計劃推至臨界點。
十二月四日，蔣介石抵達西安督促“剿共”。中央派出的聯絡員夜以繼日向延安和西路軍傳遞信息，要求西征部隊隨時準備掉頭東返，以便在關鍵時刻策應。但西北高原的風雪、零散的無線電台以及敵騎兵的切斷行動，讓命令在千里之外的玉門關附近傳遞得支離破碎，很多部隊直到後來才明白“變向”的真實緣由。
十二月十二日拂曉，震動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扣後，西北戰場驟然失去指揮者，馬家軍卻因命令中斷而動作更為兇狠。高台、倪家營、新墩一帶的激戰幾乎日日夜夜連綿，西路軍倉促轉向東返，前有攔截後有追兵。董振堂在高台孤軍死戰，率部頂住了三個晝夜，終因彈盡糧絕而壯烈犧牲。三百多里的血路，為陝甘寧根據地贏得喘息，卻也讓西路軍傷痕纍纍。
南京與西安的談判在周恩來等人的多方斡旋下趨於和平解決，東北軍、十七路軍未再爆發大規模衝突，國共開始商議抗日協同。至此，中央那一招“東進”“南下”的殺手鐧無需亮劍。歷史的天平因張、楊聯合而傾斜，紅軍得以合法存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然而，已經深陷戈壁的西路軍，仍在頑強突圍。直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千餘名殘部在祁連山腳與主力匯合，其餘將士永遠留在了漫天黃沙之中。
徐向前的回憶錄里，沒有迴避自身的失誤。他寫道，通訊不暢、高估敵情、輕視補給，每一個環節都有責任。可他也強調：若沒那封“暫緩兩月”的電報，若沒有西安事變將民族矛盾推到最前，西路軍或許仍會在河西立下根據地，另一支東進大軍也許會捲起更大風暴。“成敗誰都說得好聽，”他在稿紙上用鋼筆畫了個圈，“可那時候的選擇，必須在槍口下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整風時，部分人把西路軍失敗簡單歸咎於指揮層“進退失據”，忽視了戰略大背景。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央正式批複《為西路軍烈士志》，曾被誤解為“自作主張”的將士們才名正言順。那年清明，倖存老兵趕到蘭州烈士陵園，灰白的風吹在墓碑上，他們嘴裡一句接一句低聲呼喊戰友的名字，彷彿回應着當年戈壁灘上的滾滾硝煙。
徐向前最後一次提筆談西路軍是在一九八七年春。他寫了兩行字：“倘無西安事變，歷史或將按另一條血路展開。那一招‘東向突擊’，是破局之策，也是背水一戰。幸與不幸，只能留給後來人評說。”至此，關於那段殘陽如血的歲月，他再未多語，卻把一頁頁電報攤開，讓後來者體會那時局的縝密與兇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