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一份呈批件被送到中南海菊香書屋。
毛澤東掃了一眼內容，臉色立刻變了，猛地拍了下書桌。
呈批件上寫著“黃慕蘭，女，48歲，叛徒、特務，擬處死刑”。
他帶著怒氣說：“她哪是叛徒？她是咱全黨的恩人！”緊接著提筆寫下“立即停刑，徹查！”。
這十四個字，把已經被拉回刑場的黃慕蘭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能讓毛主席如此動怒並親自改判的人，絕不是普通人。
名門閨秀的叛逆
1907年，黃慕蘭出生在湖南瀏陽一個開明士紳家庭。
她的父親和譚嗣同是刎頸之交，戊戌變法失敗後還在暗中資助革命黨。
這種家庭氛圍，讓黃慕蘭從小就和別的閨秀不一樣。
她飽讀詩書，卻堅決拒絕纏足。
家裡給她安排了包辦婚姻，她直接選擇“逃婚”。
1923年，她進入長沙周南女師讀書，和向警予、蔡暢成了同窗。
在這些進步人士的影響下，她接觸到了革命思想。
1926年，北伐軍攻克武漢，19歲的黃慕蘭剪掉辮子、穿上戎裝，在漢口加入了共青團，沒多久就轉為中共正式黨員，還被任命為漢口婦女部部長。
本來想，出身名門又早早身居要職，她的革命之路或許會順一些。
但後來發現，這條路上的危險和犧牲，一點沒少落在她身上。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黃慕蘭和新婚丈夫宛希儼奉命轉入地下。
宛希儼是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兩人成了革命伴侶。
南昌起義失敗後，宛希儼率殘部轉戰贛南，黃慕蘭挺著孕肚留在南昌潛伏。
她用米湯密寫情報，靠著“闊太太”的身份掩護交通站。
1928年春，壞消息傳來，宛希儼在贛南游擊戰中犧牲，頭顱還被敵人懸在城牆上示眾三天。
黃慕蘭強忍著悲痛，把剛出生的兒子寄養在老鄉家，一個人去上海向中央報到。
從這時起，她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隱形”生涯。
刀尖上的兩次力挽狂瀾
到上海後，組織為了掩護黃慕蘭的身份，安排她和中央特科成員賀昌結為“革命夫妻”。
賀昌是中共早期軍事領導人，後來和彭德懷、滕代遠並肩作戰。
黃慕蘭也調入中央特科，在周恩來、陳賡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情報和營救工作。
她化名“黃素”“黃定慧”，把自己打造成“上海灘名媛”。
舞廳、賭場、律師事務所這些地方，都成了她的情報戰場。
她靠著過人的膽識和口才，搭建起一張覆蓋法租界、公共租界、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情報網。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在公共租界被巡捕房逮捕。
他當時化名為“李世珍”，身份還沒暴露，但巡捕房搜出了大量文件。
這些文件一旦被譯出，不僅關向應性命難保，上海的中央機關也會被一鍋端。
周恩來連夜召見黃慕蘭，讓她“不惜一切代價”救人。
黃慕蘭很快鎖定了關鍵人物法租界刑事法庭書記長官陳其壽的兒子，大律師陳志皋。
她盛裝參加宴會，和陳志皋跳了好幾次舞。
席間，她以“同鄉遇冤獄”為由，懇請對方出面保釋。
陳志皋被這個風姿綽約又談吐不凡的女郎打動，答應試一試。
幾天后，陳其壽親自出面，以“證據不足、程序違法”為由，迫使租界當局釋放了“李世珍”。
後來，關向應成了紅二方面軍政委、八路軍120師政委，和賀龍成了“黃金搭檔”。
這件事剛過去不到兩個月，黃慕蘭又在舞廳裡聽到了陳志皋的一句閒話。
陳志皋說：“巡捕房抓了個60歲的湖北人，鑲金牙、斷指，沒動刑就全招了。
”黃慕蘭心裡一緊，這說的不就是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嗎？向忠發掌握著幾乎所有中央核心機密。
她藉口“頭痛”離席，連夜通過潘漢年給周恩來報信。
中央機關火速轉移，果然，第二天清晨，向忠髮帶著巡捕房挨家挨戶搜捕，最終全撲了空。
周恩來、瞿秋白、博古等幾十名領導人，都因為她這個及時的情報脫險了。
在那個年代的隱蔽戰線，能完成一次這樣的任務就已經是大功一件。
黃慕蘭接連兩次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說她是“全黨恩人”一點都不為過。
從死刑犯到平反：信仰扛過二十年沈浮
1933年，賀昌在贛南戰鬥中犧牲，黃慕蘭再次成了“遺孀”。
為了繼續潛伏，組織批准她和陳志皋“假戲真做”，正式結婚。
之後十幾年，她利用陳家在法租界的背景，做了不少大事。
她營救過“七君子”，護送過鄒韜奮、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名流。
抗戰爆發後，她還協助廖承志、潘漢年建立滬港情報通道，把日軍密電、汪偽動態不斷送往延安。
可誰也沒想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位功臣卻遭遇了滅頂之災。
上海解放初期，黃慕蘭被編入上海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但因為“曾入國民黨、與特務頭子交往”，她被列入了“內控名單”。
為啥沒人給她證明？因為她的任務太過敏密。
當年知情的周恩來、陳賡、潘漢年，要么忙於政務，要么自身難保，根本沒法出面作證。
她成了一個“沒有檔案、無人證明”的“黑幹部”。
幸好，這份死刑判決書送到了毛澤東案頭。
毛主席還記得這個在隱蔽戰線立過大功的女人，一句話救了她。
之後，周恩來、李克農出面調閱特科殘檔，找到了周恩來當年親筆寫的“黃定慧同志工作成績卓著”的鑑定。
潘漢年、陳賡也分別寫了證明材料。
三個月後，黃慕蘭被無罪釋放，但還是以“特嫌”名義被下放到上海郊區農場勞動。
本以為洗清冤屈就能安穩度日，可“文革”風暴一來，她又因為“特科舊案”被關進了秦城監獄，這一關就是十年。
在監獄裡，她每天把肥皂搓成筆，在《毛主席語錄》的空白處默寫《離騷》《木蘭辭》。
放風的時候，她還偷偷教年輕犯人識字。
獄友後來回憶，她始終腰板筆直，說“我們共產黨人最講信仰，我無罪，歷史會還我清白”。
毫無疑問，這種在絕境中對信仰的堅守，比任何功勞都更動人。
1980年，在鄧穎超、黃克誠的親自過問下，中央組織部重新審理了黃慕蘭案，給出了徹底平反的結論，恢復了她的黨籍，讓她享受老紅軍待遇。
當73歲的黃慕蘭拿到鮮紅的新黨證時，眼淚止不住地流，說“我又回家了”。
平反後，黃慕蘭被安排為上海市政府參事、政協委員，月薪參照正省級。
她把大部分工資捐給了希望工程，自己獨居在上海愚園路的一間老公寓裡，每天讀書、寫詩、練書法。
1993年，她移居杭州，寫下了回憶錄《黃慕蘭自傳》，為隱蔽戰線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2017年2月7日，黃慕蘭在杭州辭世，享年110歲。
她家中的靈堂高懸著四個字：“信仰不滅”。
從19歲剪辮入黨，到48歲被判死刑，再到110歲仙逝，黃慕蘭用一生詮釋了什麼叫“隱秘而偉大”。
她三度喪夫、四次入獄、五改姓名，救過周恩來、關向應，護過“七君子”和文化界人士，卻在勝利後被自己人押赴刑場。
如此看來，毛澤東那句“她可是咱全黨的恩人”，不僅救了她一命，更點出了一個真理。
歷史或許會暫時遺忘一些人，但絕不會永遠埋沒那些為民族燃燒過的靈魂。
黃慕蘭這個曾被歷史煙塵淹沒的名字，最終還是和山河同在，與星辰同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