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敬哲韓國首爾人，曾任職於《東京新聞》首爾分社，現為自由撰稿人。
2018年5月，在世界三大電影節之一的戛納國際電影節上，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執導的《小偷家族》一舉獲得了最佳影片獎—金棕櫚獎。這部影片主要講述了一個貧窮家庭不得已只能靠犯罪來維持生活的故事。
2019年5月，同樣在戛納國際電影節上，曾經執導過驚悚懸疑片《殺人回憶》的導演奉俊昊攜新作《寄生蟲》榮膺金棕櫚獎。
雖然兩部都是以家庭為題材的電影，但《寄生蟲》與《小偷家族》的不同點在於，前者將貧窮家庭與富裕家庭的生活對比作為主題切入，用一種黑色喜劇的方式將韓國的貧富差距及內在糾葛展現得淋漓盡致。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現在的韓國，類似電影裡主人公一家生活在“半地下室”的家庭依然存在，這樣的家庭也毫無疑問地被視為貧窮的象徵。
到底什麼是“半地下室”？簡單來說，“半地下室”指的是介於地上和地下的居住空間。根據韓國住宅的相關法律規定，如果室內地面與室外地平面的高度差超過了室內一半高度以上，就被視為“地下室”，如果不到一半，就被看作是“半地下室”。
與完全沒有窗戶的地下室相比，半地下室至少還有窗戶，但是這僅有的窗戶也只能是一半顯現在地上，一半被藏在地下。居住在半地下室的人們只能通過狹小的半扇窗戶向外張望，張望著行人來來去去的腳步。
這半扇本應該是希望的窗戶，帶來的卻是不幸。正如《寄生蟲》裡出現的場景，經常有酒鬼在窗戶邊小便，洪水來襲時這些髒污更是通過窗戶灌進半地下室。
不止如此，狹小的窗戶導致太陽光照射進室內的時間非常少，因此半地下的房間裡往往陰暗潮濕，黴菌滋生，臭味刺鼻。長期居住在這裡的人們也漸漸地沾染上這種氣味，在《寄生蟲》這部電影裡，這種氣味被稱作“貧窮的味道”。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2018年韓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位居世界第12位，大概是位居第三名的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但從人均來看，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並不高。從聯合國每年3月20日“國際幸福日”發布的《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可以發現，2019年韓國在全球156個國家中幸福指數排名第54位，比2018年排名第57位時有小幅度的上漲。
另外，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發表的美好生活指數（BLI）數據顯示，在調查範圍內的40個國家中，2014年韓國美好生活指數排名第25位，2015年排名第27位，2016年排名第28位，而在2018年的調查數據中韓國排名更是跌落到第30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好生活指數指標“工作生活平衡度”一項中，韓國排名第37位。而“共同體”（有困難時是否可以值得依靠）一項中，韓國排名倒數第一（第40名）。
韓國開發研究院（KDI）國際政策研究生院院長、左派學者柳鐘一曾在相關報刊上發表文章稱，“自從20多年前韓國被金融危機侵襲之後，兩極化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日益加劇成為韓國社會最大的問題。事實上，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兩極化的問題就已經有所凸顯，只不過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兩極化，從而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在當今韓國社會中，不平等並不是問題的關鍵，而在於貧富差距所導致的階層固化。也就是說，當前各階層之間的移動性相對固化，機會變得越來越不平等，階層上升通道也越來越狹窄，從而形成了’社會階層壁壘’的局面”。
事實也正是如此。韓國權威機構現代經濟研究院的專家們做了一項調查，2013年有75.2％的韓國人認為“不管付出多少，不管如何努力，靠自己實現階層上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2015年，持這種想法的韓國人上升到了81％，2017年又上升到83.4％，直到現在這一比例還在逐年上升。由此可見，有80％以上的韓國人可以感受得到柳鐘一院長所描述的“社會階層壁壘”現象。
此外，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在2019年6月發表的《社會統合實況診斷與應對方案研究報告書》中，就韓國人如何看待社會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法律的執行”方面，有12.5％的韓國人認為是“平等”的，59.3％認為“不平等”；“就業機會”方面，“平等”佔比18.8％，“不平等”佔比48.3％；“所得分配”方面，“平等”佔比8.7％，“不平等”佔比55.6％；“財富分配”方面，“平等”佔比7.8％，“不平等”佔比58.4％；“地區發展”方面，“平等”佔比9％，“不平等”佔比50.9％；“女性待遇”方面，“平等”佔比20.2％，“不平等”佔比35.5％……從以上數據，我們也可以清楚了解到韓國社會當下的狀況。
研究報告中還提到，80.8％的韓國人認為，“人生如果想要成功的話，生在富裕家庭是非常重要的”；還有66.2％的韓國人認為，“在韓國，只有通過腐敗才能上升到更高階層”。由此可見，韓國社會的內在矛盾已經達到某種臨界點。
眾所周知，從2019年夏天以後，文在寅政府在韓國掀起了“反日”熱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下韓國這樣的背景狀況下，即使沒有糅雜進“日本”這一因素，韓國民眾也會由於無法忍受內部貧富差距、格差社會導致情緒失控。
以上所提到的韓國社會中的種種現象及內在糾葛，我們都可以在韓國的現代史中尋找到答案。
1948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大韓民國成立，此後韓國通過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經濟發展上的“漢江奇蹟”，經濟得以迅速崛起。
朝鮮戰爭爆發後，韓國可謂百廢待興，直到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獲得統治權。在朴正熙統治韓國的18年裡，政府實施高壓政治，大力發展經濟，韓國經濟飛速增長並得到鞏固。此外，在朴正熙政府的推動下，韓國在1965年不僅與日本實現了邦交正常化，還與日本達成了取代殖民地賠償的，無償3億美元、有償2億美元的經濟合作。
從朴正熙政府到全斗煥政府再到盧泰愚政府，政權更迭的30年中，韓國的經濟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長。 1953年時韓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僅僅67美元，而到了2018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已經超過3萬美元，正如前文所敘述的那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數據顯示，2018年韓國國內生產總值一躍達到世界第12位。
對比歐洲國家歷經數百年的經濟發展，韓國在65年間以約470倍的速度達到了歐洲水平。韓國將原本要歷時數百年的經濟發展速度壓縮到數十年，而這種壓縮式發展同樣也產生了很嚴重的負面影響。韓國知名學者金津經曾這樣解讀這種壓縮式發展：“如果說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用了100年的時間才品嚐到了歐洲300年近代化歷史與發展的果實，那麼，20世紀60年代後的韓國解鎖這一成就僅僅用了30年。在這樣的速度和瘋狂發展下（或許這樣說有些誇張），我們只用了30年的生物學時間，完成了300年的敘事時間，以這樣可怕的速度模仿歐洲的進程中，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再重新審視自己了，當然也有人認為根本沒有必要審視。”
韓國之所以能夠達成這種壓縮式發展，其實質是效率化。政府將有限的資金和資源，按照效率優先的方式進行分配。具體來說，財閥獲得了豐厚的資金和資源後，創造了以財閥壟斷市場的“韓國型體系”。其結果導致韓國雖然擁有了經濟騰飛的骨架，但卻再也無法孵化出像“細胞”一樣的中小企業及地方企業。因此，經濟無法得到良性循環，財富也漸漸地集中到少數人手裡。
與此同時，“經濟第一”“為了成功，就要不擇手段”的社會風氣蔓延，誘使韓國人逐漸陷入扭曲的競爭主義中。
1997年年末爆發的金融危機讓韓國人開始意識到自身社會的畸形狀態。金融危機迫使瀕臨財政破產的韓國政府為了能夠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苛刻調解，將國家財政“主權”拱手相讓。
面對如此危機，1998年2月新上任的總統金大中在就職演講中吐露心聲：
如果我們做不好的話，我們的國家隨時都有可能崩潰，國家背負著巨額外債，償還能力也捉襟見肘，每天面對償還外債的截止日期，真的令人心急如焚。但是韓國之所以一定能夠避免崩潰，是因為擁有愛國之心的各位國民團結在一起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歐盟各國的援助。在接下來的一年裡，物價會上漲，失業率會上升，居民收入會減少，企業也可能會陸續破產，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化悲痛為力量，努力克服這場危機。
金大中總統上任後，政府實施“民主主義與市場經濟並行發展”的經濟政策，旨在修正30多年來韓國一直存在的權錢交易、腐敗以及道德淪喪等問題，這些問題也被認為是導致韓國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為此，政府摒棄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積極地參與市場經濟。也就是說，金大中政府決心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規則，打造政府監管市場、民眾可以依靠個人努力和能力獲取報酬的良性市場機制。但事實上，金大中政府實施的僅僅是開放資本市場、放寬國家限制、國有企業民營化、激活勞動力市場活力以及實施裁員等新自由主義政策。
因此，金大中政府雖然是韓國歷史上的左派政權，但實際上推行的市場經濟政策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的還要激進，因此，金大中也常被民眾戲稱為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爾分店店長”。
通過金大中政府的“刮骨療毒”，2001年8月23日，韓國提前償還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恢復了經濟主權。但諷刺的是，在這個過程中，韓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現象進一步加劇。特別是打著“分擔痛苦”的旗號實施的解僱制度和勞務派遣制度等激活勞動市場的政策重創了中產階級。
大範圍的裁員造成了超過400萬人失業，三星、現代以及LG等業界頂級的財閥企業也廢除了“新入職員工都可以順利退休”等終身僱傭的不成文規定。另外，法律也開始允許企業僱用臨時工。 “88萬元世代”（1988年首爾舉行奧運會，當時大多數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月薪僅為88萬日元）這一自嘲的詞語一下子成為流行語。
目前，韓國就業總人數中有20％以上（其中大企業職員約佔40％）是非正式員工，這種現象使勞動力問題更加嚴峻。金大中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雖然能夠快速治療金融危機“急病”，但是也患上了“嚴重的後遺症和慢性疾病”，這種疾病就是社會的兩極分化以及社會階層固化現象。
現在回想起來，韓國最近的流行語中有很多詞語比以前的流行詞更加具有自虐性，例如“湯匙階級論”和“N拋世代”等。如果大家對這些詞彙都了解的話，那麼對韓國可謂是瞭如指掌了。
“湯匙階級論”中的“湯匙”代表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出生在金湯匙家庭的人，自然是榮華富貴。相反，則是貧困的代表。
“N拋世代”是繼2011年提出的“三拋世代”概念的升級版。 “三拋世代”，指的是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就業難以及低工資等社會問題，一部分韓國年輕人不得不拋棄掉人生重要的3件事情：戀愛、結婚和生子。而如今，年輕一代不止將這3件事情拋棄，迫於壓力不得已拋棄的事情越來越多，因此被稱為“N拋世代”。
目前，日本依然維持著像泡沫經濟時期一樣高的就業率，但韓國還在為突破噩夢般“金融危機”時代的就業率而掙扎。因此，很多年輕人只能靠兼職或打零工的方式生活，越工作越貧困的問題日益變得嚴重。
即使是公司的正式員工，當公司經營不善時，也依然有被裁員的風險。因此韓國孩子們最大的夢想就是以後成為不用擔心被裁員的公務員。當肩負著國家未來的孩子紛紛想要成為公務員時，足以見得韓國社會激烈的競爭狀況。
韓國的教育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但其嚴峻性也是不容忽視的。很多家長認為只有孩子考上一流的大學，畢業後才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因此，韓國的父母一步一步地將孩子逼進殘酷的“教育地獄”裡。
經合組織成員國中，韓國孩子的幸福指數排名一直都是倒數。韓國保健福祉部在2018年的統計中指出，韓國的小學生在生活滿意度方面評分為6.6，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分是7.6。另外，韓國的孩子與父母在一起度過的時光只有48分鐘，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值是2小時30分鐘。
另一方面，中年男性也非常擔心被“結構性調整”，也就是被“裁員”。因此為了能夠給孩子支付高昂的教育費用，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們都必須要忍辱負重。而且，如果孩子長大後仍然不能夠經濟獨立的話，還要做好繼續照顧他們的準備，再加上年邁的父母，這種“上有老，下有小”的照顧壓力也非常嚴峻。
以儒立國的韓國向來崇尚尊老傳統，所以國外常常羨慕韓國老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但現在，日趨嚴重的老年人貧困現像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在韓國，老年人的貧困率上升到了45.7％，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最高的。由於當時韓國奉行的是“經濟第一”的發展政策，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都還沒有完善建立起來。因此有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後，仍然需要通過打工來養活自己。雖然1988年韓國就實施了國民年金制度，但當時規定只有公司職員才有資格享受。直到1999年放寬加入條件，開始允許個體工商戶及國民全員加入該制度。
在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韓國，由於政府推行扭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整個社會滑向了“內捲”的深淵，無法自拔。在不久的將來，“內捲”也勢必會擴散至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國家。在這本書中，我將努力地還原韓國的真實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