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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隐痛:做一个操作系统有多难?


倪光南在PC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坚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150机的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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