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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过程竞争中,美国为啥焦虑?


各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华为到抖音、微信,美国正在打压中国的数字化公司。按理最强的数字化公司还在美国,为啥他们要打压我们?他们的焦虑、担心是什么?本文从数字化过程中的中国优势谈起,探讨领域智能化。

本文的内容摘自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人工智能智能为金融投资带来了什么》第二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袁峻峰,目前就职于蚂蚁集团人工智能部,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作者做为AI应用的亲历者,试图去给读者一张通往金融投资领域AI应用之路的“藏宝图”。本书由蚂蚁集团首席科学家漆远,蚂蚁集团数字金融线平台产品部研究员胡晓东,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大李祥林教授,爱康国宾、以诺教育、叮诺科技创始人谭文清,IDG资本合伙人王啸、等多位业界大牛联袂推荐。

在数据化过程中的中国优势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但四大发明并没有带给中国技术上的领先。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教授,受邀去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LSE)主题分享《数字技术和普惠性增长》1。回国后陈龙教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分享一篇此行感言,其中就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南针没有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厉害的航海大国;火药没有让中国的兵器领先世界,反而被打穿了国门;造纸和活字印刷也没有让中国成为遍地图书馆的国度。这里面最重要的道理,是技术的普及分两个阶段,一个叫采用,一个叫渗透。采用不等于渗透,就像发明不等应用。技术要真的要成为经济和商业的引擎,除了要有人采用,还必须渗透到生活中去,转化为可被大部分人使用的应用。在应用方面,后发的国家反而有巨大的优势,尤其是当技术本身成本很低的时候。 因为这些国家的服务往往落后,由于用户需求若渴,其习惯的转换成本低;而在供给侧,也不会有那么多机构找各种类似安全、就业的亦真亦假的理由来抵制。”2笔者非常认同。凯文·凯利说过另一个相关观点,“无法采用旧有科技产品的国家碰到新科技时,处境也会相当不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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